在中国诗歌史上，没有人(包括李白)能够像屈原那样显示出非凡的王性、对时间与空间的征服性以及野心受挫后的愤怒。因为这不仅取决于一个人的美学态度，而是主要取决于他的政治和哲学立场。也许在征服性上，只有毛泽东可以与之比拟。“把汝裁为三截”(指昆仑山)和“风景这边独好”，这些充满独断性的句式，只能诞生于一个面对世界版图踌躇满志的王者的伟大灵魂。
然而，在给予了屈原以诸多赞美之后，我不能隐瞒这样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即屈原的人格是高度分裂的。这个人同时拥有王者与仆人、贰臣与忠臣的四重特性(也许还应包括他对彭咸─巫隐传统的向往)。他像一个马不停蹄地改换着角色的悲剧演员，在不同的台词里呈现不同的面貌(当然它们不是面具，而是复杂心灵的直接映射)。他甚至能够在从事高贵的反叛与征服事业的同时，保持一个饱受委曲的忠实臣仆的卑顺气味。他是那么尽心竭力地表白着自己对于国王的无限忠诚，信誓旦旦，到了令人发笑的地步(见《九章·惜颂》)。
这就像马克思在浪漫主义者歌德身上所洞察到的那样，屈原，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其渺小；有时是叛逆或征服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一个竭力守护住摇摇欲坠的昏聩统治的庸人。自杀(或谋杀)结束了他的这种紊乱的浪漫主义气质，却开始了关于这个人的真相的永恒争论。如同读者所看到的，我不想加入这种争论，我只想结束它们。 C.猜想浪漫主义/浪漫主义与世界真理
以屈─陶为代表的世俗浪漫主义，和以但丁—弥尔顿为代表的神学浪漫主义，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浪漫主义传统的核心部份，而在历史的尽头，或者说，在历史开始的遥远边缘，原始的宗教浪漫主义闪烁着微弱而神秘的光辉。那些不朽的传说，从残破的碑石、泥版、铜鼎和竹简中浮现出来，诉说着世界真理的诸多细节。我注意到远古神话的这个特徵。浪漫主义，它是真理最初(也许还是最完美)的表达形式。
世界真理，也就是有关世界的诞生、动力、材料、构造与历史的准确消息，隐藏在宇宙的阔大景象之中，像来自星辰的光线，可以被我们模糊地感知，却不能被我们握住。然而，从缄默无语的人群中，一个浪漫主义的头颅发出了永不停息的追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而后，这种追问扩大到了太阳、月球和整个宇宙。
只有浪漫主义者才可能发出这样的形而上追问，只有他们才可能凭借这种追问握住世界真理的温暖灵魂。屈原的《天问》，不过是对他的浪漫祖先的一次诗学摹仿而已，但这已经足以击中那些巨大的消息。
另一方面，也只有浪漫主义者才能够保存他们所掌握的世界真理。只有他们能够提供形而上的壮丽容器，以包装真理的难以言喻的属性。这里，我们看到了浪漫主义所拥有的代码系统的有为性。从湿婆、梵天、努特和盘古的伟岸身影中，世界真理实现了它在人间的逻辑转换。
神话首先阐释了真理，而后才运载它们，并在必要的时候重新对它们进行新的追问和猜想。
浪漫主义与真理的这种关系是耐人寻味的，它要消除一切关于浪漫主义的历史偏见。在最古老的年代，一个浪漫主义者就是一个真理的颂扬者，他越过无数的山峦和部落，把消息传递给所有沉浸在痴愚的笑意中的人群。而后，我们看到了一次巨大骚乱和觉醒。
在某种意义上，那最初的浪漫主义者正是上帝本人。当他对天堂的景象腻味了之后，他就投入到了对人间乌托邦的热烈制造之中。上帝甚至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据《旧约》记载，“创世”，就是他用语词说出想象的乌托邦诗篇。
神说：“要有光。”
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份为上下。”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
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
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
神说：“地上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
这是真正的吟诵诗篇的过程。在上帝的字词溅落的地点，乌托邦明亮地崛现了，这是不可阻挡的，而从上帝的乌托邦里诞生的人类，难道能够回避摇篮所赋予它的这一属性么？
乌托邦的子孙们，携带着浪漫主义的天赋秉性，携带着对于真理和未来的全部猜想，携带着诸多瑰丽的意象与故事，从上帝的乐园出发，向我们走来。我们目睹了这些，就像目睹那些难以言喻的苦难一样。只要我们不放弃受难的权利，我们就应当响应这种亘古长青的号召。
1990年9月20日于上海
摘自《记忆的红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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