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逻辑上讲，张枣完成诗歌的重大主题有如下几个步骤。
首先，是说出我分离于我导致的可怕性。《十月之水》里有一句话很重要：“我们所猎之物恰恰只是自己。”也就是说，对自我的寻找、对理想自我的追逐，才是一个人的真正目的；让我重合于我，零距离接近镜面，才是一个现代人的头等大事。但事情的严重性和困难性，也刚好卡在这里。张枣另一首也许不太重要的诗作《天鹅》中有两个小节，对我现在的讲座主题来说极其重要：“尚未抵达形式之前 / 你是各种厌倦自己 / 逆着暗流，顶着冷雨，/ 惩罚自己，一遍又一遍 // 你是怎样 / 飘零在你自身之外 / 什么都可以伤害你 / 甚至最温柔的情侣……”在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尚未抵达形式之前”的那个“形式”。它指的就是自我的“形式”：我必须坐落于我的形式之中，我必须掏空自己，以便于安放我自己。而“尚未抵达”，意味着我始终在我的形式的外面；我虽然把我的形式给掏空了，但另一个我仍然无法驻扎进来。所以，“尚未抵达”就是“飘零”一词最准确的含义。我在追逐我自己、猎获我自己的过程中屡屡扑空，只能说明我处于“飘零”的状态之中：I和Me完全分裂，影子（Me）追不上本体（I）。这两小节诗，将我和我分离之后造成的可怕局面，给淋漓尽致地道说出来了：如果理想的自我处于匿名状态，那么我和我的分离、我达不到我的形式，就是必然的结局。而另外一个结局，也将是无法逃避的：“飘零”；我“飘零”于我之外。把这这个问题表述得更加清楚的，是组诗《卡夫卡致菲丽丝》中的一句话，“而我，总是难将自己够着。”这是对尚未抵达自我的形式的非常精妙、非常形象的说法。《到江南去》中的那句“你丢失在你正在的地方”，也很重要：在自己正在的地方反倒将自己弄丢了，I和Me背道而驰，相互扑空。这就是张枣发现的现代人的现代困境。
如果大家读过本雅明研究巴黎拱廊街的著作，估计会对他的如下描述和论断有着十分深刻的印象：拱廊街是十九世纪后期欧洲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一个极其辉煌的成果，但到了二十世纪初期，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历史遗迹，变成了“古老”的文明20。安托瓦纳·贡巴尼翁（Antoine Compagnon）认为，现代是一个疲于更新的时代21，昨天让我们觉得美好的东西，今天已经不那么美好了（假如还称不上丑陋的话）；它倾向于把昨天看成古代，而昨天的那个“我”完全是古代的“我”，跟今天和明天的“我”完全不配套。在这样的时代里，张枣看到的是“我”总是够不着“我”自己，总要差那么一点点，有点像维特根斯坦的一个比喻。他说，我已经爬到了梯子最高的地方，但还是够不着上面的东西，虽然只差最后一点点。因此，每一次攀爬都是徒劳的。张枣非常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我”在“我”之外；“我”在等待着与“我”自己汇合。现代性倾向于将人分裂，而自我的含义刚好是：“我”必须抵达“我”自己的形式，不再飘零；“我”必须重回镜面，让镜中的“我”重合于镜外的“我”，让景深完全消失，不成其为景深。
接下来，张枣必须要在诗歌写作中，道明我们现代人遭遇到的真实现实：“我”和“我”之间的关系确实是断裂的，而不是想象中可能的断裂。《秋天的戏剧》无疑是一首杰出的诗作。跟我们的讲座相关的句子如下：“瞧瞧，我们怎样更换着：你与我，我与陌生的心 / 唉，一地之于另一地是多么虚幻……”《蓝色日记》里还有一句话：“而我们还在等着我们，”《空白练习曲》里也有“我啊我呀，总站在某个外面”。张枣用到了第一人称的复数形式。这让我想起李亚伟《进行曲》里的几行诗：“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去看看我本人，/ 今儿个到底怎么啦。”李亚伟这几行诗，类似于《空白练习曲》里我“总是站在某个外面”。但无论是复数还是单数，宾格和主格都不在一起，宾格在另外一个地方。主格的“我”找不到宾格的“我”，主格和宾格捉迷藏，这种意识，曾普遍存在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很多中国诗人的心目之中，他们对此有非常深的体会，张枣的表述很漂亮：我“总是难将自己够着”。这应该不是张枣一个人的发现。
张枣的第三个步骤，就是必须要表达出我对我自己求之而不得的尴尬状况。他有一首非常非常棒的诗，叫《何人斯》，应该是对《诗经》中《何人斯》一诗的改写：“彼何人斯，其心孔艰。胡适我梁，不入我门。”这个人究竟是谁啊，跑到我这里来，但就是不来看我、跟我打照面。基本上可以断言，《诗经》中的《何人斯》是某个怨妇写给他丈夫或情人的怨恨之词，不是儒生们认为的“苏公刺暴公”之作。那种解诗方法完全是二百五，玩的是瞎子摸象的勾当22。张枣在《何人斯》一开篇的那两句话，恰好是对“彼何人斯，其心孔艰”的翻译：“究竟那是什么人？在外面的声音 / 只可能在外面。你的心地幽深莫测……”这首诗最关键的部分是最后一段，写得非常棒：“二月开白花，你逃也逃不脱，你在哪儿休息 / 哪儿就被我守望着。你若告诉我 / 你的双臂怎样垂落，我就会告诉你 / 你将怎样再一次招手；你若告诉我 / 你看见什么东西正在消逝 / 我就会告诉你，你是哪一个。”怨妇对抛弃和背叛她的情人了如指掌；张枣对《诗经》的改写，就是要将一个怨妇的怨恨之词，创造性地改写为我-我关系以及它的存在状况。我（I）曾经和我（Me）像一对幸福的情侣一样联在一块，和谐，幸福，相依为命，是一个完全处于理想状态中的自我。即便是我和我分裂之后，我对另一个我（即诗中的“你”）仍然了如指掌：“你若告诉我 / 你的双臂怎样垂落，我就会告诉你 / 你将怎样再一次招手”——你的手是怎样放下去的，我就知道它将怎样再举起来。我和另一个我的关系曾经如此亲密，但是现在我和那个我分开了：这就是我对我自己求之而不得的一个非常精妙的描写。欧阳江河有如下几行诗：“孤零零的求偶，限于对立和均衡 / 转动自身但不能转动 / 紧随的影像。”它几乎就是对张枣《何人斯》结尾一段的转写或改写：我对我自己的追求，仅仅是“孤零零的求偶”，Me并没有随着I转动，I也无法统领Me，即便Me曾经和I朝夕相处、亲密无间。
接下来，为着重大主题能够逻辑地展开，张枣得在诗歌中考虑我向我自身走去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历史与欲望·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有如下诗句：“你喊你的名字，/并看见自己朝自己走过来……”这首诗的结尾则这样写道：“这是蝴蝶腾空了自己的存在，/以便容纳他俩最芬芳的夜晚：/他们深入彼此，震悚花的血脉。”蝴蝶腾空自己，让梁山伯和祝英台住进来。“腾空”表示镜子凹下去了，它不再是一个平面；人进入到镜子里面去，镜子像脸盆一样凹陷下去，像脸盆盛纳洗脸水一样，盛纳了我和我自己。但这仍然是一种理想状态，是一个过渡：一个朝向渡过难关的过渡。让我们仔细阅读张枣“晚年”的《枯坐》，这是张枣写下的最后几首诗之一：
枯坐的时候，我想，那好吧，就让我
像一对陌生人那样搬到海南岛
去住吧，去住到一个新奇的节奏里——
那男的是体育老师，那女的很聪明，会炒股；
就让我住到他们一起去买锅碗瓢盆时
胯骨叮当响的那个节奏里。
在路边摊，
那女的第一次举起一个椰子，喝一种
说不出口的沁甜；那男的望着海，指了指
带来阵雨的乌云里的一个熟人模样，说：你看，
那像谁？那女的抬头望，又惊疑地看了看
他。突然，他们俩捧腹大笑起来。
那女的后来总结说：
我们每天都随便去个地方，去偷一个
惊叹号，
就这样，我们熬过了危机。
这首诗拥有一种极好的心境，焦虑感、我与我的分离，已经完全被消除了。《枯坐》中的“我们”，其实就是“我”。张枣在他的初稿里——我曾经在他的电脑上看见过——是“就让我和我/像一对陌生人那样……”后来，他省掉了“和我”二字，可能是想把这个秘密藏得更深一点。
在讲座一开始，我提到过张枣对“枯坐”的散文化描述，我们应该明白张枣对“枯坐”的认识：枯坐跟“虚无”、“起了身在何方之思”的感觉连在一块。张枣写黄珂的那篇文章也叫《枯坐》，这不是偶然的。这首诗，对于我分析张枣诗歌的主题极其重要。最终，诗人张枣渡过了危机，关键就在这个“节奏”里面。这个“节奏”之所以值得注意，就是因为它很新奇，最终帮助张枣渡过了自我分裂的危机。“我”就是“他们”；也可以将“他们”分解成“我”和“我”。这种“节奏”有点类似于蝴蝶腾空了自己，然后像镜子一样凹下去，让我住进来，在这里面渡过危机。我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去理解“节奏”这个词汇，否则的话，张枣不会两次使用它。这个“节奏”相当于我刚才说的“腾空了”，它能让某一个人寻找到一个可靠的、不会让自己处于崩溃边缘的理想自我。那个人不仅要进入到镜子里边，不仅要和镜面保持零距离、取消景深，还要让它凹下去，这就是所谓的“节奏”。
张枣去世后，德国汉学家顾彬用德文写了一篇回忆文章，由肖鹰译成汉语。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张枣的“生命是一种浪费吗？我们的最后一期相遇时在2007年9月，在北大举办的一次中外诗人参与的朗诵会上。会后，他向我解释，他的写作已经穷尽了，在他内心已经没有值得表达的东西了”23。也许顾彬的回忆是准确的。但我仍然想说的是：《枯坐》表达的是一种解脱，特别要注意刚才说的张枣对“枯坐”的描述。对危机的解脱，也就是找到了“我”，一种理想、和谐的“我”。我觉得无论是在生活中真实地找到了，还是在写作中想象性地找到了，都值得庆幸。
度过自我之惑的危机后，张枣获得了一种宽恕别人的能力，拥有一种原谅某些事情、某些状态的能力。英国诗人莆伯说过，犯错误的是人，原谅错误的是上帝。我觉得这个观点太绝对了一点。人也有能力，或者有权力原谅别人。但只有正派的人，德行完善的人，对世界不充满仇恨的人，才真正拥有宽恕他人、原谅他人，或者说原谅某种不良情况的能力和权力。我忘了是谁说过的一句话：理解生活的真相之后还能热爱生活的人，是真正勇敢的人。昌耀也说过一句话：所谓乐观，必须以悲观打底。如果没有悲观作为基础，乐观就是轻飘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张枣表达了他对世界的态度：
我们的心要这样对待世界：
记下飞的，飞的不甜却是蜜
记下世界，好像它跃跃跃欲飞
飞的时候记下一个标点
流浪的酒边记下祖国和杨柳
化腐朽为神奇
我们的心要祝福世界
像一只小小的蜜蜂来到春天
当张枣至少在诗歌写作中获取和谐的我-我关系后，或者，他在获得自身的完善之后，他原谅了这个世界所有的丑陋，原谅了所有其他的东西，因为他，还有我们，还要在这个世界上厮混下去。可以这么讲：当他的我与我达成和解之后，至少在想象中，虚无消失，剩下的，只是对世界的柔情蜜意。在《雪的挽歌》里，张枣明确地写道：“瞧，爱的身后来了信仰。”这句话特别高尚、清澈，特别富有力量。母语之外的流亡、时间之中的流亡，都被抵消了。我重新回归于我，宛如金黄色回归于秋天。但幸福是另外一个问题。张枣即便是在诗里面抵制了流亡，抵制了虚无，却仍然无法唤出幸福。海子说，从明天起，要做一个幸福的人。他为什么不说从今天起、从此刻起呢？他说从明天起，这里边有很多悲哀的东西被掩盖下去了，但最终得到了彰显。张枣的心境，与海子有点类似。对于幸福问题，张枣没有回答，但不是拒绝回答，仅仅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和我和睦相处，我进入凹下去镜子，可以保证很多东西，唯独不能保证幸福。或者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幸福是一个奢侈的东西。我觉得张枣的诗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很悲观的判断——我们是现代人，不是原始人。
1988年1月18日，张枣在《云天》的结尾中这样写道：
我想我的好运气
终有一天会来临
我将被我终生想象着的
寥若晨星的
那么几个佼佼者
阅读，并且喜爱
我在这里讲了一个多小时，突然感到有点害怕。要是张枣复活，像你们一样坐在这里，他听我这样谈论他的诗歌，会感到高兴吗？他是很鄙夷地在那儿看我呢？还是对我的讲解报以微笑？我是他期待的那种“佼佼者”吗？对此，我不清楚，也毫无把握。我把做结论的权利和机会，交付给在座的诸位。
愿枣哥安息。
谢谢诸位的光临。
（录音整理：何笠）
2013年3月8日，北京魏公村。
1 本文是为纪念张枣辞世三周年的演讲稿，演讲时间为：2013年3月8日19时至21时；地点为中央民族大学文华楼西区806。录音整理：何笠。
2 参阅敬文东：《只要还有中国人，张枣就会被记住》，《CUN人物》2010年4月（总第17期）；此文收入敬文东：《让文字抵抗现实》，昆仑出版社，2013年。
3 钟鸣的这两篇文章都收入了他的个人文集《秋天的戏剧》（学林出版社，2002年）一书中。
4 《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卷，涂纪亮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73页。
5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321页。
6 参阅刘小枫：《现代人及其敌人：公法学家施米特引论》，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7 参阅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三联书店，2013年，第127—128页。
8 参阅胡平：《世界大串联》，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年。
9 鲍斯玛（）：《维特根斯坦谈话录》，刘云卿译，漓江出版社，2012，第14页。
10 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三联书店，2013年，第122页。
11 参阅敬文东：《灵魂在下边》，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0—35页。
12 《张枣随笔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53页。
13 《张枣随笔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35页。
14 《张枣随笔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15 参阅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西藏文学》1996年第2期。
16 参阅钟鸣：《诗人的着魔与谶》，《西部》2012年第7期。
17 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三联书店，2013年，第123页。
18 萨比娜·梅尔基奥尔-博奈：《镜像的历史》，周行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19 参阅钟鸣：《秋天的戏剧》，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59页。
20 参阅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55页。
21 参阅安托瓦纳·贡巴尼翁：《现代性的五个悖论》，许钧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页。
22 参阅钱锺书：《管锥编》，1979年，中华书局，第60页、79页、100-102页、109-110页、121-122页。
23 顾彬：《最后的歌吟已远逝》，肖鹰译，《中华读书报》2010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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