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是人类自由的冲动，又是对自然法则、社会秩序、政治制度和人生意义的反思与批判。文化来自人类的精神创造，它受旨于更高的价值领域，不仅为人类的日常行为提供工具理性，其自身的价值理性又为人类的心灵寻找方向。自然的必然性法则使人类长期生存其中并已舒适坦然，面对自然法则的暴力性奴役，人类常常为其寻找合法性理由，认为是人类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而这种“规律”又恰恰是人类文化的结果。与自由权衡起来，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命和自由不得不用开放的文化不断去修复这种自然“规律”，在生存的价值层面，文化开始进行有效地反思。文化的使命是围绕生命价值和个体自由的，一味迁就自然不可抗拒的法则便是对必然性的彻底屈服，自然本身并不能给生命提供全部意义和生存价值。生存涵义上的宇宙不是客体化的宇宙，前者是文化对于宇宙法则的反思，后者则是精神对于必然性的服从。
人类精神价值的飞升应该是从文化对于自然的反思开始的，自然崇拜中意味着人类与生俱来的堕落和奴役。自然对于人的全面奴役是在前文化状态，文化之后的人类已经把自然区别为生存的自然和客体化的自然，生存化的自然中有着人类积极的文化创造和反思。文化不是宗教，其中的世俗力量并未允诺要征服自然，而是在自然中寻找内在的宇宙灵魂，它本身并不等待奇迹。文化反思的结果使人类不断脱离完全的生物性状态从而形成对纯粹的自然法则的超越，使生命的真实意义开始呈现。像卢梭和中国传统文人那样彻底屈服于自然法则的崇拜实际是一种更加深刻的奴性，由躲避现实的矛盾而潜入客体化的自然中已经出卖了生命的基本价值和自由。如果说犬儒主义在世界的客体化中实现了自由，那么这种自由是已经被扭曲的自由的幻象，逃避了自由的自由已经不再具有自由的意义和价值。当代犬儒主义的幻想在于向自然主义索要迷狂和安慰，但他们不知道脱离了文化向自然法则挑战的那一刻起就落入了撤退中的陷阱，不知道这是与更高领域的分离。向自然主义的逃遁是一种离开了文化反思的精神下沉。
在超越了自然绝对束缚之后的文化开始对社会秩序进行反思。只要承认任何社会秩序仅仅是一种暂时的过渡性秩序，那么文化的反思便是改造、修补秩序的开始。戴维·斯沃茨在论述布尔迪厄文化权力时认为，文化为人类交流与互动提供了基础，但同时也成为一种统治的根源，帮助确立并维持了社会的等级秩序。文化状态的社会已经不是那个自生自发的秩序社会，文化社会中的文化已经构成人类相互交往、统治和服从的工具，这时候的文化已形成自身的反制。社会秩序中显而易见的权力关系实际上已成为文化的权力关系，文化也照样担负着协调个体与集体之间的从属实践。社会秩序的递进化发展进一步利用着文化的纽带功能，同时让文化成为如布尔迪厄所说的具有特殊的积累法则、交换法则与运行法则的资本形式。在秩序化的社会中，权力实施的合法化需要便是让文化成为秩序的奴隶，文化的消亡和衰落也便从此开始。本来，社会秩序是为了保证生命自由和个体生命充分舒展的一种不得已，文化在其中的作用应该与秩序的固化形成张力，进而拓展生命的活动空间，避免权力因文化而形成符号暴力。社会秩序建立在一种“社会的无意识”基础之上，正如布尔迪厄所说，这种无意识是由行动者在参与不平等的社会秩序时加以追逐那些不被承认的利益构成的，就像病人在一种无意识状态中一样。由此看来，文化在社会秩序中对于生命的积极意义是对秩序的反思，而不是陷入一种文化的无意识状态，或者帮助秩序形成权力化的结果。
这种反思也意味着对文化以来的社会秩序进行理性梳理，包括文化的方向。意味着检讨文化自身在秩序化过程中的作用。文化之后的社会秩序已经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多重的秩序结构，既包括民族的，也包括国家的，文化反思的结果在于让这些符号化的权力暴力给生命的自由和文化发育松绑，从而让文化的积极意义再次显现出来。文化对于社会秩序的反思还会让我们从多种习以为常的经验中解放出来，要知道，正是许多习以为常的秩序经验成为我们接近真理的主要障碍。当一个社会面临多重危机和问题时，表面看来是社会问题，而实际上是这个社会所属的文化出现了严重的危机问题。尤其把一种文化强行捆绑到一种制度之上时，短时间内可能未看到危机，实际上从捆绑之日起危机的种子已经埋下，在一定的时间之后，这种危机会产生大面积的暴发。如果拒绝文化对某种社会秩序和制度进行反思，那么，激烈暴发的结果便是让社会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如果我们承认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永远不会完美，但趋向完美是一种真实的人类社会状态，那么，文化对于社会制度的即时性反思便有着别样的积极意义。文化的诞生得益于人类的生命需要和社会需要，因此检验其能否适应自由和发展便是唯一的标准。
在人类的核心问题和终极问题上切莫忽略的应该是人生的意义，虽然人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被赋予过许多不同的意义，但是归根结底还需要面对生命的生物性特征。自然赋予生命的生物性意义，文化便是对生命意义的反思，哲学便是这种反思的系统化。在集体无意识和社会无意识所形成的权力场域中，生命的真正意义常常会埋没在民族道德和国家理性中。别尔嘉耶夫发现，民族的道德和国家的理性无须理会人性。民族和国家是文化创造的偶像，也是人受奴役的本源所在，还是潜在的剥夺生命与自由的暴力方式。文化对于人生意义的反思在于让人生的意义回归常识，让生命不再为奴役自身的暴力而心甘受虐。任何暴力符号以及暴力象征不应该成为生命的崇拜对象，不应该让它们完成对生命的终极审判，生命不应该被其华丽的承诺所迷惑。一切政治化、集权化的自由征用不是来自生命的意义需要，恰恰是生命关怀的反面，因为自由是生命得以成为生命的首要保障和发展的内驱力。在文化对于人生意义的反思中我们会发现是什么因素阻挡了生命空间的扩大和意义的增长，这种反思也是让生命的意义重新回归的开始。文化对于人生意义的反思本身就意味着与现实的权力拉开合作的距离，反思是从质疑开始的，文化反思同时意味着世俗文化不存在绝对信仰。虽然人类已经很古老了，但个体生命依然脆弱和幼稚，只有文化在反思中的人生才让生命变得坚韧和成熟起来，不至于彻底膜拜在权力和暴力之下。今天的时代，正是文化反思缺席的时代，邪恶才有机会在阳光下昂首阔步、为所欲为。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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