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反思与批判不在于对客观法则、社会秩序、政治制度和人生命运审视的敌意化，而在于为我们重新调整审视、反省、批判和超越的维度，从而在更高的视角中悲悯人类的命运。在必然化的世界中，所有人的命运都无法脱离客观法则的吞噬，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文化温暖其存在的整个过程。虽然这世界的许多罪恶发自一些生命中的意志冲动，但正如奥古斯丁所说的，这些罪恶是对善的亏损，使无限的善被扭曲而有限化。由于人类命运整体性的必然结局，文化的反思就无法永远建立在对罪恶的批判之上，因为批判并不能补充善，也并不一定能彻底消灭罪恶，只是对罪恶的一种揭露。有时候，人性之恶的巨大意志力会销蚀掉批判的武器，形成一种批判的无意识或反作用状态，尤其当一种恶抱定了誓死为恶之时。在罪恶的深层结构中，罪恶本身并不能为自己的存在寻求合法化的理由，它的伪装和策略已经证明自身并非多么强大。当罪恶蛰伏在个体生命之中的时候，生命本身应该是无辜的，文化的批判应该在于消灭罪恶本身，而无论什么样的生命都具有了如黑格尔所说的“一种可辩护的理由”。也就是所有的生命都值得悲悯。
在传统文化语境中，总是过多地强调文化的道德驱动作用，以强调道德真诚来构建一种道德社会。即使在危机四伏的当下社会，现实意志也总是希望文化所担负道德权力功能，甚至让文化来代替制度和宗教来发挥作用。这种幻想明显来源于一种社会危机时刻的政治焦虑，忽略了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反思功能和悲悯情怀，真正的文化没有敌人，只有对人类的爱。文化是制度的基础，但文化无法代替制度，也无法助推道德对于社会的全面统治。道德来自一种良心自由。胡适曾经说过：“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开始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人人都争当高尚，天天没有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都会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当然，胡适所说的这种道德并不是源自真正的文化反思中的伦理秩序，而是权力意志主导下的一种政策版本，其本身已经扭曲了道德的真实面相。即使是来自文化内部的道德秩序，其意义要求也是为了接近真正有利于生命的善。道德的实际秩序中，越是扬言接近真理的善，其产生的罪恶往往越大，越远离文化的核心价值。文化的核心价值不是为了给权力意志的任意挥洒寻找借口，而是为了给个体生命提供爱护，因为文化来自更高的价值领域，是上帝的恩赐。也就是所有具有反思能力的文化都是为了给生命寻找同情与悲悯。悲悯在文化的核心价值中拥有自主的道德地位。卢梭曾经说：“同情心这种自然的感情能够缓和个人强烈的私心，因而对全人类的生存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他还引用古罗马尤维纳尔的话：“自然赋予人类以眼泪，那是因为她赐给人类最慈悲的心。”
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法官常常把自己涂抹成道德的拥有者，一旦为上便可以拥道德压人、杀人，其道德文化的虚伪性伤害了文化的创新能力，与人性中的黑暗部分进行了多年的利益结盟，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分利联盟。所以，时至今日依然有迷恋文化的道德功能的人，并有为死去的信仰拼命召魂的人。而源自基督教文化的悲悯情怀，是建立在对人性清算基础之上的，这种同情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拥有普遍真理和足够的善，只有爱人如己才有接近善的可能。这种文化中悲悯的深刻之处在于用悲悯化解生命之间的各种纠结和矛盾，将自身的痛苦转化为对他人和世界的爱，从而使自己找回丢失的荣耀。也只有在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悲悯中才能突破客体化自然的局限，突入内在的宇宙生命和生存意义上的自然，才有摆脱世界必然性的可能。人的生命的生物性特征以及自身命运的不可选择性决定了任何生命平等的前提，其局限性特征又否定了人之统治人、人之杀人的所有合法性理由。文化既然来自更高维度的赐予，其产生之后的使命在于限制人们对于文化基本价值的背离，并在文化的开放与宽容中唤醒生命中沉睡已久的同情之心。 多年以来，革命文化与文化革命已经长期压制和否定了文化中应有的受与悲悯，造成的恶果显现为整个社会信仰体系的全面崩塌，价值迷失之后的伦理秩序紊乱正在大面积报复社会，普通无辜的生命反而在承担这种代价。人类命运的真实状态是一种痛苦状态，这一点是无法回避的，革命文化是把自己的痛苦转化为对他人的控制和打击，阶级斗争文化就永远需要让一些人成为斗争的对象，生命最终成为被斗争的资源供给。文化中的悲悯反而是把人生命运的痛苦转化为对他人的爱。因为痛苦是巨大的，而转化之后的爱的力量自然也是巨大的，这样就构成了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的文化基础。悲悯文化基础之上的制度构建就会以生命为核心价值，在所有的世俗层面限制权力意志对于生命的伤害，从而为生命的权利和自由提供保障。文化的悲悯就会进一步提升文化的维度，让精神价值超越社会世俗层面的纷繁幻象，使文化的表达真正有益于生命自身。
文化的悲悯表达还能进一步削弱权力的现实意志，让肆虐的公权力化利剑为玫瑰。文化的悲悯之中能让罪恶和权力意志看到自己的背影和渺小，在终极宇宙精神的参照下只有收敛对他人进行统治的权力欲望。虽然别尔嘉耶夫强调人与上帝的关系是一个悖论，但是人类文化中的悲悯之情在于人在不断接近上帝、体验上帝真理之时的敞开和澄明，从而证明一种比人类精神更高的存在。上帝并不是世界的主宰和统治者，上帝所赐予人类的悲悯之心已经足以证明上帝只创造世界，而并不统治世界，悲悯应是维系世界秩序的权力统治。
文化既然来自上帝赐予的人类自由。那么悲悯会使这种自由走向深厚和宽阔。悲悯不是宽容，它比宽容更深远。宽容包含着对于罪恶的容忍，悲悯并不显示对罪恶的厌恶。悲悯意味着一种比宽容更深远的力量，他知道罪恶并不来自罪恶本身，罪恶的存在也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悲悯在这里就会成为一种更高的自由，能够穿行在生命与生命的关联之中。悲悯在文化价值中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来自文化的最高价值维度，与自由、宽容、秩序与伦理常常结伴而行，不断向我们提示宇宙的终极真理中包含着的精神喜悦，并以匿名的方式推荐上帝的子民。
三
文化中的反思是一种力量，悲悯是一种能力。反思更多在世俗层面的社会秩序和制度框架中，悲悯涵盖在人类的整体生存领域。没有悲悯的文化反思缺少更高维度的真理的参照，常常会迷失了价值方向，使反思失去了应有的意义。虽然人类的痛苦表面看来来自政治权力和社会制度，但是这种显性的世俗之恶是因为文化中悲悯情怀的缺失。也许这种说法会遭到多数激情主义者的反对，但是自由激情主义照样是一种极权主义。余英时说：“不能把注意力、理想寄托在政治权力上，政治权力是暂时性的，一时威风凛凛，过时就不行了。千万不要心灰意冷，还要继续向前，各尽本分。现在社会文化各方面可以改进的地方太多了，也有许多空间还可以做事。”在这里我们并不是非要在文化中进行某种理性建构，而是需要在文化的反思中梳理出我们丧失或者不曾拥有的东西，反思的意义不是只停留在对某种现象的批判方面。悲悯来自信仰，反思意味着一种理性的信仰，信仰拒绝迷信。文化的反思不只是来自对于社会制度的批判兴趣，它与人的理性密切关联，是理性的回归和自觉，迷信之中没有理性，所以迷信不存在反思。反思来自理性，理性本身的局限性已经决定了文化仅仅停留在反思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理性的相对价值往往造成理性的自负，纯粹理性无法驮起人类沉重的肉身。反思容易成为文化工具性的便利思维，它有时候会掩盖深藏在文化核心中的有效价值，也容易把反思本身当作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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