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野的《中国长城建造时》：为汉族宿命与帝国记忆而作的挽歌(2)

这是一种智慧，此无用的智慧，保持自己的无用性，因此结果似乎不重要。在这首长诗中，赵野大量地引用已有的习语，赵野的晚近风格并不追求语言的新奇与修辞的密度，而是松弛中的张力，看似很多惯常的习语，乃至于套话，但都被置于一种重复的戏谑之中，一种反讽的机智被悄然融入到提炼历史的深度之中，这是场景与智慧的凝练抽取，历史与细节的奇妙连接，是一种混杂的诗意智慧，它不再是中国传统的单纯用典，也不是西方纯诗的密度意象，而是一种夹叙夹议的诗意叙事，其宏大的视野就是为了在历史的时空与人性的晦暗之夹缝中，寻找到撕裂的地带，感知生命的苦涩。

因此，从《道德经》圣人们的教诲，到东方哲学的大海，一切都被归于为无用的缥缈，但此缥缈似乎又与体制完好地融合，以至于让空间锁死了时间，没有脑袋可以抓着自己的头发往上飞跃，我们体制的宫殿却让时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中华民族的时间性乃是被彻底天地人三位一体固化的结构，这在汉代的《月令》图示中彻底奠基下来，就是人类按照时令节气来劳动，而统治的宫殿，无论是其形制，还是其结构，无论是皇恩浩荡还是远方的叛乱，其实都是对称的，都是回旋的，都是回环的，都是套路，直到套路成为了铁链。

但是诗人指出，这是看不见的铁链，因此，就没有什么可以砸碎的，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摆脱的，也就不需要解放。反而，任何试图挣脱锁链的那种努力，显得无聊而空洞。但是，锻造一只看不见的锁链，那万里的长城，却是帝王与民众，心照不宣的秘密，并且一起合力持久地去打造它：好一个认认真真做某事，同时却空无所成的，无用之高超的秘密！

进入第七段，诗人扩展开来，继续冥想天下的历史逻辑，夜晚青灯的阅读中，点燃的其实是血滴与万古愁，哪里有着统治的合法性？一代代的奔流中，帝王的力量与北斗星的气运在暗中较量，不死的意志乃是执念，只是要把死亡填满丛山峻岭，昭昭的大赋与永无止境的劳作，只是让勤劳的人民一直抱有其“菁菁孩子气”，诗人的概括总是准确生动，而且还有诗意的典雅，这是永远无法长大的诗意的民族。

对于诗人，对于卡夫卡式的民族，诗人的本性是与民族的性格同调的，这就是痛苦的根源，没有哪一个民族比汉民族更为具有诗意的品性：孩子气，轻率，着迷于无常的幻象，文辞韵律中的回环吟哦，喜好无常之物的空及其荣誉的盛大。

但如此诗意的政治想象，把阴谋与阳谋统合起来，也就锁定了想象力的终点，一切就都成为套话，文学艺术也被程式化，哪怕是鹤唳的目光，生生世世，也被长城环顾而无法超出。

有着终结的时日吗？有着走出此困局的智慧吗？长城会倒下？各种传说兴起，最为著名的就是孟姜女哭倒长城，但只有石头里的亡灵醒来，才可能把个体性的悲剧转换为公共性的抗争。但显然帝国从来没有如此的时刻，我们依然活在一首革命的歌曲，血肉铸成的长城，依然还是形象的工程。

古旧的叙事到新的形象叙事，历史再次进入轮回的复制。就如同卡夫卡似乎已经提前就把布拉格的雨水看做纳粹的枪林弹雨，因此，伟大的万里长城，在异域的目光中，怎么看都堪比一次玩笑，是的，是无法升级的玩笑。我们这个民族对于玩笑有着严肃的态度，或者说，你分不清这个民族对于玩笑，到底是严肃的呢还是玩笑的呢，这是卡夫卡试图要破解的吊诡：对于一个领导的指令，或者对于长城修建的指令，任何正确的理解与错误的理解，都是合理的。

文学与诗歌的出路何在？如果诗歌不是解咒的艺术，哪里还有诗歌存在的合法性？如果这个民族持久地生活在咒语之中，甚至把咒语与歌谣，还有测算命运的卦爻，都巧妙地叠加起来，成为了一种长城幡旗的最美纹饰，成为了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那么，“他妈的”诅咒也可以入诗，那么，世界再无恒义。这是第九段，诗人无法忍受这个没有正义的世界。

但汉语的本性就在于混淆视听，就可以掩耳盗铃，即指鹿为马，看似长城在护卫着它的民众，以此消解民众与帝国的紧张关系，但一切都成为了谎言，典籍不再有真理的言说，一切就成为了往昔的幽灵，而长城也就成为了我们的身份，乃至于宿命。

卡夫卡在《中国长城建造时》写道：“村口的小圆柱上蟠曲着一条圣龙，自古以来就正对着京城方向喷火以示效忠。”这样的村口在当今中国依然无处不在，甚至以国族主义的名义，火焰喷得越来越高，这个民族并没有在灾难的火焰中让精神得到痛苦的燃烧，而获得洞观历史的火眼金睛，反而一再陷入火龙的自我焚毁的幼稚激情。

诗意的现代性，汉语诗歌写作的责任，就是要试图破解此宿命？如同卡夫卡在小小的布拉格要面对犹太民族无家可归的灾难，但是，任何试图寻找归属的意念，可能都是一只笼子寻找一只鸟，人世间并没有所谓的逃逸之线，一切都处于越来越精致的笼子包围中。

而在中国的智慧中，则是：“虚无走向我”，诗人赵野晚近的诗歌写作姿态不同于同时代的诗人，就是试图以历史的大尺度来面对诗歌中的虚无主义，现代汉语诗歌基本上是各种虚无主义游戏姿态的一次次粉墨登场，无论是有意的下半身写作，还是无意识的修辞游戏，因此如何面对虚无呢？需要另一种的信仰？

进入第十段之后，诗人回到了卡夫卡的民族性，蝴蝶与飞鸟，桃花源与应许地，都是死结，进入现代性，面对一切都被虚无化，哪里还有不可摧毁之物？只有肉身配得完美的幸福，哪怕是“古典密意熠熠”——赵野的叠词运用深得古典之妙，但“刀锋两边展开”——人性依旧生活在刀刃上，因此，拯救的弥赛亚也许根本就来不了，或者说，弥赛亚也无用了，因为他也永远在路上，从未抵达。

结局是死局还是僵局？哪里还有所谓的胜负手？一切的投注其实都是虚掷的数字游戏，如同死亡的点数。回到族长的开端，回到诗意的高台，无论是信仰的牺牲献祭还是悲风嚎歌，都是虚妄。

诗人还是不得不独自面对历史的虚无时刻，在来回的审视中，历史的哪个时刻曾经得到过救赎？从骑马到乘船，“帝国的前世今生犹如海市蜃楼”，如何可能有着穿墙术？在哪里发现解咒的密码？如果捕鼠器依然无处不在，布拉格的雨依然还在燃烧，那么，一个回到中国的中国人，经过卡夫卡的目光洗礼的中国诗人或者文人，如何在这片土地上，迈出自己的双脚？这是再次接受一个来自于中国却被中国遗忘的教义：变小，并且消失于自己的作品中，才可能练就一身穿墙术，这是要决然地走向空无，要相信：“无中生出有，拯救降临”。这是第十一段的教义。

赵野的这些诗作，其实更为让我想起布莱希特的那些教育诗，尤其在1938年左右，当纳粹把帝国抓在手上后，布莱希特，还有本雅明，不得不开始逃亡，在逃亡的途中，布莱希特写出了致敬老子《道德经》的诗歌，其中谈到了老子相遇之人的友爱，谈到了柔软胜过刚强的智慧，更为奇妙的则是，在1945年战败之后，海德格尔也开始在《黑皮书》中隐秘改写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智慧，开始新的转向，而在本雅明的解读中，甚至此柔弱的智慧与弥赛亚的救赎教义相当，如同布莱希特对于《道德经》改写的轻盈与从容，抵消了逃亡的恐惧，抵御了纳粹暴力的伤害。

当我阅读赵野的这首诗歌，似乎我们两个人，也如同布莱希特与本雅明，在一边收听希特勒的电台广播，一边下着国际象棋，当然，也一边在阅读卡夫卡，讨论卡夫卡与道德经的关系，讨论无用的文学，卡夫卡与中国。这是一种内心逃亡的文学写作，其中有着对于政治的明确态度，有着对于文学本身异域化的接纳，有着面对灾难的镇定，我们依然还在逃亡的途中，我们从未走出帝国的宫殿，我们笨拙的逃亡依然还回到了帝国的掌纹星象图中。

在一个混杂现代性的社会里，单纯的前现代、现代或后现代，可能都有问题，会流于简单、过气或浅薄，当下的中国诗歌，也许恰恰应该具备这种“混杂现代性”的多重气质，只是古典的高贵容易虚假自欺，只是现代风格又会过于落到个体化小我的圈套抒情，后现代式喻象的国际化可能过于炫目而丧失真实性，需要把三重时间要素，以个体化的悲剧感受与悲悯的剩余情怀重新啮合起来。我们在赵野的诗歌之中能感受到前现代的单纯与高贵，现代的深邃与形式主义，以及后现代的无所用心与无所顾忌，诗人要有一种能力，用语言把它们统摄在一起。只要语言成立，意义自会显现，一旦凝练的提纯形成，语词的结晶就会熠熠生辉。

如此多重混杂的身份，在诗人之前的《读（己亥杂诗）并致余世存》中的那个“我”，就混杂了龚自珍、余世存及他自己的多重身份。这是赵野借鉴了当代艺术的拼贴和挪用，以互文的文学方式，从叙事的多维性，从作者的身份，思想，话语各方面，融进了卡夫卡，夏可君（夏可君的书），他自己的当下情感，形成了文本之多重的赋格对应，这也是与诗人古典音乐的深厚修养相关。诗歌中的“我”既有卡夫卡的维度，也有诗人的维度，所以可以很自然的把圣经、犹太人的命运，和中国的秦制、汉族的命运混杂在一起。这种方法，可以让文本更复杂、丰富，呈现出很多个层面，如此互文性的写作，又带有反讽的含蓄语调，耐人寻味。

如此的反讽式写作，哪怕是多余的写作，如同夏可君书写卡夫卡是多余的附属物，赵野回应夏可君的写作也是多余的诗意评点，夏可君再次回应赵野的击打也是多余的，但如此多余的重复中，诗意的真理得到了凝练的提纯，汉语诗歌的气度就在于承认自身“多余性”的同时，还让真理的传言获得更为精准的传递。

这也就形成了诗人赵野的写作态度，在第十二段，诗人明确回到了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在持久的迂回后，如同现代汉语诗歌经过西方翻译体的持久迂回后，赵野回到了汉语自身的民族性与历史的命运，不会在巴赫的赋格中走进毒气室，不会像策兰的写作为大屠杀领份罪，而让词语负疚。对于中国诗人赵野而言，

我或许只是一个平面，生活在
一种非生活中，素食朝向南方
梅花与菊花自律，冬夏读诗书
春秋习礼乐，待屏风幻化山水
和美人，我将渐渐隐去，直到
来自德国的大师把这一切摧毁

——这是诗人的谦卑，只是愿意持守在一个素朴的平面上，甚至活在一种非生活之中，但这是前维度的自然世界，以梅花与菊花自律，待屏风幻化山水，这是回到汉语诗歌自身的生存美学，这是接续古典文人的审美生存风格，在自然中重建诗意的准则，而不必害怕被来自德国大师的哲学观念所摧毁。

当然，铁的栅栏，历史记忆的枷锁无处不在，诗人似乎与卡夫卡成为了一体，如果“活着并承担人类的苦——比杀戮更令我害怕”，那么，所谓的路也不过是踌躇，诗人改写着卡夫卡的箴言，如何化解此苦楚的命运？哪怕——“卮言似泉水，空气颤栗”，但也可能无法避免建立与坍塌同时的命运，那么，有着解决的方案吗？

诗人坦言：

但建立与坍塌间，我从没对过
每次言之灼灼，却总含混不清

——这是汉语的宿命，我们依然活在这种闪烁其词的语言之中。

也写过《中国长城》的另一个德语犹太作家克劳斯也将自己置身于中国式的生命经验之中，可能也影响了后来的卡夫卡，他称赞中国人是存在蜗居中的空间艺术家，但其实这是另一种的作茧自缚，是在自残中包裹自身的伤口，以至于遗忘了痛苦的独特“技艺”。对于语词和建筑有着思考的克劳斯，多次将德语比作房屋, 甚至比作语言的避难所，克劳斯试图在中国人身上寻找一种已失落的犹太理想，一种语言力量的纪念碑。而在赵野的诗歌中，诗歌的严整气度，带来了一种语言纪念碑的结实感，让诗歌成为苦闷心灵的避难所。

另一个犹太人卡内蒂 (Elias Canetti) 在分析克劳斯的散文写作时，认为其缺少一个总览全局的结构原则，而不得不在单个句子中去穷尽那种心血来潮般的建造欲望，而克劳斯的忧虑在于，如果每个句子都是无懈可击的, 空白、缝隙乃至错误的标点都不能存在———那么，这就一句句、一块块地筑成了一条万里的中国长城。卡内蒂由此得出结论：“长城的每一处都建得一样好, 在哪都不会认错它的特点, 然而这条长城围绕的真正是什么, 却没人知道。这座城墙后并没有帝国存在, 长城本身就是帝国。帝国所有曾存在过的精血, 统统都流进了这座建筑之中。”
是的，如此正确的长城却并没有什么意义，但它就是帝国本身，因为这是纯粹的建筑，宏大的物自体，此物自体却又是一块块具体的建筑石材，而卡内蒂继认为克劳斯所用的这些方石就是“审判”，它将周遭一切都化作了“荒漠”。对于中国历史，此审判与荒漠却陷入了恶性的循环，只是在帝国衰败之际显现出某种末世论的残局，但最终还是会再次回到长城的围困之中，陷入所谓的内循环。

最后一段，诗人赵野指明了此恶性循环之为不洁的现实：

雪花失忆的当下
唯有书能劈开内心冰封的大海

——这是诗人最后的信念：即便是失忆的雪花，落下来无常地涂抹世界的痕迹，也能够如同书籍——劈开内心冰封的大海，我们这个民族的诗人，我们这一代人，乃是最后相信典书的一代，只要我们还爱着典籍，还爱着典书，还在书写，如同布莱希特与本雅明，如同我们之间的相互书写，那么，即便我是一只很不像样的鸟，一只所谓的卡夫卡鸟，翅膀萎缩，仿佛死亡的剩余物，而且面对着每个街角都充满的敌意毒箭，而且还不能回到过去，也不能像中国长城那样成为镜子，那么，在诗人决然的姿态中，再次重复着卡夫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