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呼愁：
作为命运化和文明化的载体
在分身、“可见”与“不可见”之间，出现一种土耳其式的“呼愁”，即忧伤，它表现为一种混乱、朦胧的状态。它似乎来自一种“可见”与“不可见”的双重性，即一方面是琐碎生活中“可见”的烦恼，如帕慕克父母的争执、父亲的破产、他们家“无休无止的财产纠纷或是日渐减少的财富”；另一方面则来自一种让“可见”变得“不可见”的逃避，即不去正视眼前的困难，以心理游戏来自娱，例如“转移注意力，欺骗自己，完全忘掉困扰我的事情，或是让自己笼罩在神秘之雾中”（帕慕克，2017：85）。后者也是他所谓的“消失游戏”。
但显然，在帕慕克这里，“呼愁”不仅限于家庭内部的恩怨，它还来自更大的范围和更长时间段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人们的心态。
电影《讲述伊斯坦布尔》（Anlat Istanbul 2005）剧照。
帕慕克在一座城市的意义上谈及“呼愁”，他从两个角度讨论这一概念：（1）帝国毁灭的城市历史；（2）这一历史反映在后来城市的风景中以及人民的心态中（帕慕克，2017：87）。
他指出，这是一种可以在城市街头、景色、人民身上捕捉到的那层淡淡的忧愁（帕慕克，2017：96），就如同他赞赏的德国画家梅林有关伊斯坦布尔城市的画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复存在的悲伤”（帕慕克，2017：57），以及波德莱尔在德拉克洛瓦画中表达出来的颇具影响力的“忧伤之气”（帕慕克，2017：89）。在伊斯坦布尔，这些忧愁几乎看得见，它就像“一层薄膜”（帕慕克，2017：96）覆盖着居民与景观。
帕慕克认为，这是土耳其的“呼愁”，是某种集体而非个人的忧伤。“呼愁”不提供清晰的现状和前景，而是遮蔽现实，它带给我们安慰，柔化景色，就像冬日里的茶壶冒出水汽时凝结在窗上的水珠。蒙上雾气的窗子使帕慕克想到了“呼愁”（帕慕克，2017：85），而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注定背负了这种感觉。
也因此，“呼愁”成为伊斯坦布尔的文化。它首先来自奥斯曼帝国衰落后，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碰撞和对话：人们“感受到的与西方各大重镇之间的距离”（帕慕克，2017：96）。
帕慕克还在西方作家对伊斯坦布尔的种种书写中，感受到了这种“失落”。例如法国作家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和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对伊斯坦布尔的书写。奈瓦尔提到伊斯坦布尔“舞台侧面贫困肮脏的街区”（帕慕克，2017：210），戈蒂耶则探寻废墟和黑暗肮脏的街巷（例如在拜占庭废墟看到一端是废墟，另一端是墓地）（帕慕克，2017：213、218、219），这些都让帕慕克看到这座“城市之衰微所感受的忧伤”（帕慕克，2017：211）。他说，“我一直想说明的是，我们的‘呼愁’根基于欧洲”（帕慕克，2017：219—220）。奥斯曼帝国毁灭，历史权力丧失，而西化之路却无法拯救东方，这让处在世界边缘的这个东方国家感到忧伤。这里面还包括人们的身份认同的迷失，以及文化主体性的迷失等问题。
首先，它成为一种命运化的苦难。
这种“呼愁”在现代伊斯坦布尔人的身上表现为一种“往昔已不在”的“命运”，以及“辉煌已经无法再重新拥有”的“认命”：
伊斯坦布尔辉煌的历史和文明遗迹处处可见。无论维护得多么糟，无论多么备受忽视或遭丑陋的水泥建筑包围，清真大寺与城内古迹、帝国残留在街头巷尾的破砖碎瓦——小拱门、喷泉以及街坊的小清真寺——都使住在其中的人为之心痛……伊斯坦布尔人只是在废墟间继续过他们的生活。无人照管的院落也无法让人引以为傲……历史成为没有意义的词汇，他们把城墙的石块拿来加到现代材料中，兴建新的建筑，或以水泥翻修老建筑。 （帕慕克，2017：96—97）
帕慕克写到，对许多伊斯坦布尔居民而言，贫穷和无知在这方面很适合他们。由于忽略过去并与之断绝关系，卑鄙而虚空的努力使他们的“呼愁”感更强烈。“呼愁”源自他们对失去的一切感受的痛苦，但也迫使他们创造新的不幸和新的方式以表达他们的贫困（帕慕克，2017：97）。这些贫穷或贫困不仅是经济上的，还包括在精神上的。例如帕慕克对富人们精神空虚、行为荒谬的种种描写：他们没头没脑、自命不凡地夸耀自己多“西方”，长时间地坐在希尔顿饭店的大厅或糕饼店，“因为城里感觉像欧洲的地方，唯独此地”（帕慕克，2017：184），他们有资源，但不与大众分享他们的艺术收藏和捐助基金办博物馆，过着畏畏缩缩、庸庸碌碌的生活。
概言之，伊斯坦布尔人一方面在行动上割裂与历史的关系（不去保存既往的历史，不将它们珍藏在博物馆中缅怀，从而“彻底”告别既往的辉煌），另一方面却也无法割裂与历史的关系，他们生活在废墟中，也在用废墟做材料建造新的生活。这种生活在废墟中呈现出的贫困和破旧，令“呼愁”更加鲜明地成为这座城市的底蕴：它不是“有治愈之法的疾病”，也不是人们“将从中解脱的自来之苦”，而是自愿承载的“呼愁”，是无人能够或愿意逃离的一种悲伤。帕慕克认为，这种呼愁，也会成为最终拯救人们的灵魂并赋予“深度的某种疼痛”（帕慕克，2017：99）。对于普通伊斯坦布尔居民而言，“呼愁”为他们的听天由命赋予某种尊严，也能够说明“他们何以乐观而骄傲地选择拥抱失败、犹豫、挫折和贫穷”（帕慕克，2017：99）。
“呼愁”是伊斯坦布尔全城共同感受且一致肯定的东西。源于城市历史的呼愁使他们一文不名，注定失败，“呼愁”甚至注定爱情没有和平的结局（例如帕慕克的小说《纯真博物馆》）。就像戏剧中的主人公屈服于历史和社会加诸其上的环境，充塞于风光、街道与胜景的“呼愁”渗入这些人的心中，击垮了他们的意志，而非他们独特的个人经历，如未能娶到心爱的女子，以及残酷的痛苦经历，等等（帕慕克，2017：100—102）。概言之，它是一种命运化的苦难。
纪录片《北川景子：悠久之都土耳其伊斯坦布尔》（2014）画面。
其次，“呼愁”迈向一种令人警醒的文明形式。
呼愁由表现为一种生活状态，一种苦难、破败生活的“承担”，到人们不去主动克服，进而成为他们乐天知命的社会价值和习俗（帕慕克，2017：99），呼愁也就转化为一种文明的形式。
帕慕克的诺贝尔奖颁奖词也提到了这一点：他在寻找故乡的忧郁灵魂时，发现了文化冲突和融合中的新象征，也即“呼愁”。它涉及在东西方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中，当下的文明向何处去的问题。
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成为以“呼愁”为主题的伊斯坦布尔作家创作的张力来源：
他们的目的是同时从两种传统中获取灵感——被新闻工作者粗略地称作“东方与西方”的两种伟大文化。他们可以拥抱城市的忧伤以分享社群精神，同时透过西方人的眼光观看伊斯坦布尔，以求表达这种群体忧伤、这种“呼愁”，显出这座城市的诗情。违反社会和国家的旨意，当人们要求“西方”时他们“东方”，当人们期待“东方”时他们“西方”——这些举止或许出于本能，但他们打开了一个空间，给予他们梦寐以求的自我保护孤独。 （帕慕克，2017：109—110）
例如，历史学家科丘编著的《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完全摆脱不了西方的形式：他着迷于分类法，以西方人的眼光看待科学与文学（帕慕克，2017：159），但他的真正主题却是未能以西方的“科学”分类法来阐释伊斯坦布尔（帕慕克，2017：162），其中带着很大一部分伊斯坦布尔的“自我性”。这很大原因来自伊斯坦布尔自身的“异己性”或他者性，它是一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呼愁”概念一方面意识到这一冲突和苦痛，另一方面却又未能完全标明出自我性，但它提出了一种警醒。这里面存在一个悖论：如果说“呼愁”代表了一种新的文明形式，那它同时也意味着旧有的文明在西化过程中的消失，而新的令人骄傲的文明还未能升起。
最后，呼愁也指明了现在和未来人们所背负的债务和应该履行的义务，即明晰化“不可见”部分，创造出一种新的认同关系，走向一种共识和整合，而不是在冲突中迷失自身。
电影《伊斯坦布尔，请不要将我遗忘》（Unutma Beni İstanbul 2011）剧照。
04
呼愁、幽灵与记忆
幽灵具有在“生与死”之间、“可见与不可见”之间、权力关系中被压制性、“不可简化性”、哀悼/债务等诸多特征，其中前两个是它的核心特征。而“呼愁”作为一种具体化的“记忆幽灵”的表征，它显然具备以上几个特征，尤其是前两个特征。“生与死”之间，是奥斯曼帝国的生与死对于伊斯坦布尔人心理的影响，作为作家的帕慕克在这种生与死之间看到了一个记忆的幽灵，那就是“呼愁”，它是“两大文明冲突与交织的新象征”。
相较于“呼愁”，可以说，记忆本身就是一种“幽灵”，作为动作的记忆，它经常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运动，它本质上也是一种从生到死的运动，或从死向生的运动，因为记忆，我们经常在做一些起死回生的事情，有些过去通过记忆可以起死回生，有些则因为遗忘而无法被起死回生；作为物质的记忆，它同时也是一种“文明”，例如积淀在我们身体中的种种“惯习”，它沉淀为我们使用的每一件生活用品乃至历史博物馆的每一个物件中。其中，作为“不可见”的记忆经常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成为反思对象。
帕慕克的“呼愁”作为一种记忆幽灵的表现形式，它更直观地告诉我们，这一难以描画的状态/心理构图，还是一种文明的积淀。呼愁本身是奥斯曼帝国衰落后东西方文化撞击和融合的产物，它内部充满了冲突：作为一种命运化的苦难，伊斯坦布尔人多心有不甘，但似乎又认不清现实；作为一种新情境下的文明生成，它还有着诸多难以探明的二重性/多重性，诸如“可见”与“不可见”、不同的“分身”等等。而如何不在冲突中迷失自身，走向一种共识/整合，“让伊斯坦布尔人不把失败与贫穷看作历史的终点，而是早在他们出生之前便已确定的起点”，从而寻找生命与个体的“桃花源”，是在世的人和后代背负的沉重债务和要履行的责任。同时，也是帕慕克创造呼愁这一概念表征“故乡忧郁的灵魂”时的出发点，是试图将“不可见”变为“可见”的一个努力。在记忆幽灵的视野下，我们还发现，帕慕克的作品提供了我们认识自身与文明之间关系的一个途径，即我们自身与文明之间是多么相像。文明是复杂的，就如同我们自身一样，且往往处于“无所适从”之中，就如同呼愁、幽灵和记忆这些复杂概念内部的各种纠缠关系，但在它之中充盈着一种值得探究的文化理想，它内在地存在于我们自身，同时也是现实的一个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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