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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盈盈:一位研究“性”的社会学家

2021-08-11 09:52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作者:黄盈盈 阅读

提到女性学者,你会想起谁?

这份名单一定不长,这是因为——

女性,

从来不是学术界的主流。

无论是高校教席,还是学术成果发表,越往象牙塔的顶端走,女性的数量就越少。

事实上,当一个女性决定从事学术事业,她所面临的限制无处不在:

“女博士是第三种人类……”

“历史证明学术界不是女性的地盘……”

“读书有什么用,女孩子总归要嫁人的……”

在高等教育阶段,诸如此类的声音试图阻止女性踏入科研大门。而当她们进入高校系统,生育、家务劳动等“天职”,则将她们挤出更多的机会之外……

然而,即便不断遭遇贬抑与打压,我们依旧看到,越来越多女性投身学术志业,汇流进学术共同体。对她们来说,学术研究不仅是事业、爱好,更是体认自身,寻找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于是,我们有了一个朴素的想法:让更多女性学者被看见。

当女性决定投身学术事业,她们需要克服多少阻碍?是否存在属于女性的学术传统?在“重男轻女”的学术体制中,涉水前行的女性学者如何找到自我的参照?她们的同行者又是谁?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邀请了来自社会学、历史学、新闻传播学、文学等不同领域、不同国别的女性学者,有些是大众所熟知的,更多的则还在聚光灯之外。她们的经历很相似,也很不同。她们代表了不同代际的女性知识分子,对知识怀有热情,也曾经历困惑与挫折。她们的故事讲述了大部分现代女性的不满与困惑,野心与梦想。

希望有一天,我们不必在「学者」之前加上「女性」二字。

这是“女性学者访谈系列”的第二篇。受访者是性社会学家黄盈盈。

女性学者系列访谈

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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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为性与身体社会学、艾滋病的跨学科研究以及定性研究方法。

■ 著有《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2018)、《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2018,合著)、《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2013,合著)、《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2011,合著)、《身体、性、性感: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2008)。自2007年起负责组织两年一次的“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与“性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讨班”。

采写 | 徐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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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女性意识的觉醒。从林奕含事件、韦恩斯坦事件、“n号房间”、伊藤诗织胜诉、伍迪·艾伦性侵事件到近日持续发酵的都美竹与吴亦凡事件,近年来女性议题屡屡冲上社交媒体的“热搜榜”,成为全民热议的议题,曾位于边缘位置的性议题在舆论空间中慢慢凸显,反性侵的声浪此起彼伏。性侵与性骚扰叙事经常占领着舆论场。如何保护女性、防范性侵、勇敢站出来检举性侵者,成为了当下舆论场性叙事的某种主流。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黄盈盈或许在其中扮演着一个“不合时宜”的反思者角色。她反对身份政治对性议题的绑架和窄化,关注多样而丰富的性实践和更为生活化的性议题,呼吁大家保持更为丰富的性想象。对于近年来流行的性侵叙事,黄盈盈的态度比较警惕。为此,黄盈盈笑言,自己没少因此挨骂。在网络讨论日益口号化和标签化的今天,她希望我们对日常生活复杂性的认知能保持开放。

黄盈盈

黄盈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从1999年开始,黄盈盈第一次踏入“红灯区”进行调研。这些年来,黄盈盈已经接过其导师潘绥铭的衣钵,成为了性研究领域的领军学者。在黄盈盈流传甚广的研究日志“‘你要自甘堕落’:记小姐研究中的朋友们”中,黄盈盈感慨道,“我很幸运选择了性研究的道路,很幸运这一路上碰到的这些没学历却高智慧,没学科专业知识却极具生活常识的朋友们。”“你要自甘堕落”这句话似乎也成为了一句激励黄盈盈的箴言——要放下身段、更接地气、尊重民间智慧。这也成为了黄盈盈做性研究的底色——时刻保持反思性、对现实经验和日常生活保持开放性。在主流社会里,性是一个高度道德化也极容易挑动人们神经的议题,在舆论场上进行反思并不容易。

在“女性学者访谈系列”里,黄盈盈或许无法归类——她直言自己无法代表女性学者发声,但她又非常符合我们这个系列对采访对象的要求——极具反思性和批判性。她赞同该访谈系列的理念,但是她希望“女性学者”不要成为一个标签,“性别”/“男权”也不要成为分析一切的概念,“走向‘惟性别主义’就没意思了”。她还提醒我们,女权主义内部不是铁板一块,我们要落到实地上谈性与性别问题。她的反思,为我们如何看待和把握当下,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坐标系。

///

专访黄盈盈

一位研究“性”的社会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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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学思历程、理论

与方法

1.1

“我太寻常了,

好像不足以成为一个性研究者。”

新京报 从你的治学经历聊起吧,您上学时为何会选择性社会学这个专业?潘绥铭老师对您的影响有多大?

黄盈盈 :我的研究经历不长,也不太跟人讲我为什么做性研究,因为没什么特别的。但性研究者的标签可能会让很多人好奇。

我做性研究直接受潘老师的影响。我高中是学理科的,是在温一中,高考第一志愿报了人大社会学。那时候我们班就两个人是第一志愿报社会学的,其他都是调剂,1995年,我连社会学是什么都不知道。本科的时候,我也没有去想未来要做什么,比较简单。1996年,人大社会学系开展了一个全国范围的社会生活调查,我们那组正好是潘老师带队。记得当时在火车上,有位师兄很神秘地跟我们说,你们知道潘老师是研究什么的吗?潘老师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特别好玩,我们那组就很开心。不过,当时也没有想到我在研究生阶段会跟着读性社会学方向。

硕士的时候,潘老师成了我的导师。其实,我那个时候还想过报考郑也夫老师,我也非常喜欢他。我那时候喜欢看杂文。如果选择了另一位导师,现在可能在做别的研究了。我并没对性议题特别感兴趣,但是也不排斥,就觉得是诸多社会议题中的一个。读完硕士,我又跟着潘老师读博。读博之后,研究方向也开始明确。

在我读硕士的时候,潘老师正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的白威廉教授(Willian B. Parish)合作,开展第一次中国人的性行为、性关系和性观念的全国随机抽样调查,我们几个学生从研一就跟着跑调查,我当时没少逃课。研一寒假,我又被紫藤的严月莲老师借过去,在深圳开始了第一次“红灯区”调查。也没想到,这两项调查研究都前后持续了十多年。定量的全国随机抽样调查加上定性的田野调查,让我有机会直接接触性社会学领域。学生时代,我的专业知识,包括对方法的认识,基本都是从实地学来的。

博士毕业后,当时有政策不能直接留校,我就出去晃荡了两年——基本上是出国访学、做国际艾滋病项目的专家咨询工作、给潘老师、李楯老师还有葛延风老师做过助手,然后留校任教。但凡我换到了其他学校,都不见得会继续做性研究,不是所有学校都支持做性研究、开性社会学课程的。潘老师在80年代就在人大开设了性方面的课程,开始是在历史系,后来转到社会学。90年代初设立了性社会学研究所。可以说,打下了一个小基业。毕业后能否留在人大对我后面的研究路径影响非常大。

新京报 听你的讲述,我感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对一个人的人生选择有挺大影响的。

黄盈盈 :是这样。现在好多学生会焦虑,我以后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我适不适合做研究?或者我适不适合做这类研究?我很理解大家为什么关心这些问题。不过,有时你的选择会受到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你碰到了什么样的老师、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工作单位里的氛围是什么样的——这些都会影响你的人生走向。

新京报 这让我想起了你在书里说,很多人很好奇地问那些小姐,她们为什么要当小姐,很多人都在期待着某个明确答案,比如穷困、被人诱拐之类的,但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我发现你的回答跟她们的回答有一定的相似性?

黄盈盈:生活和研究在很多时候是相通的。虽然,不可排除一些结构性原因的制约,但其实,我们作为个体的人生方向会由于一些不可期的因素而改变,包括某个人生阶段所认识的人和所到的地方。所以,我会倾向于从找工作的过程和生活境遇的角度去了解一个女孩子怎么进入到性产业,而不会直接把“你为什么做小姐”这么悬而虚且暗含歧视性设定的问题抛给对方,并试图做出静态的结构式分析。

当然,不排除有些人很清楚自己以后想做什么,一步步去达成自己的目标。但我不是这样子的,我有时是被人推着走的。只是说,我挺幸运的,一路上碰到的很多老师对我都特别好。

新京报 媒体提出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期待着某些故事,比如,一个人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人生选择,是因为TA以前有过什么样的经历,或因为TA拥有什么样的身份?

黄盈盈 :就我而言,大家首先可能会想,“你是不是拉拉?”在社会上,异性恋是主流,但在性研究领域,异性恋是非主流。如果你在性方面平平无奇,你在性研究领域是非主流的。在国外开会时,最明显了。大家通常会觉得,假如你是拉拉,你的切身经历会让你对这类议题更感兴趣。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是,他们就很奇怪,“那你为什么要研究性”?不奇怪,性被特殊化,性研究和性研究者也必然会被特殊化。

我做小姐研究比较多,大家通常不太会猜“你是不是小姐“,更不会问“你是不是会去嫖”。但是,如果我是男的,有人马上会想,“你会不会嫖了”。其实,国外的性研究者中是有自己做小姐的,但是在国内大家通常不会这么想。这里涉及一定的社会文化之中,我们对于性、性别、阶层的想象。

我走上性研究这条路存在偶然因素。如果大家想听我小时候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性经历,或者我自身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性偏好,可能会失望。这类精神分析式或者归因类故事套路对我不管用,我也不会入这些套。我太寻常了,好像不足以成为一个性研究者,尤其是女性性研究者。

1.2

“我最得意的是,

帮忙倒开水的阿姨说我讲得好。”

新京报 你上学那时候的性研究领域跟现在相比,主要发生了什么变化?

黄盈盈 :我是从研究生开始涉足性研究的。当时,在中国大陆,大家说起性社会学就会想到潘绥铭、李银河和刘达临,他们的社会影响力非常大。

那时,社会学在性议题上的介入是非常明显的。我当时看的书大部分是这三位老师写的。李银河老师曾在国外读博,她除了写女性的情感与性,还有《他们的世界》等书,对国外性研究的介绍也比较多,比如2000年编译过Gayle Rubin(葛尔·罗宾或译为盖尔·鲁宾)的《酷儿理论》。潘老师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摘译过《金西报告》和《美国人的性生活》,做了很多社会调查和本土的原创性研究。刘达临老师做文化方面的研究比较多,还办有性文化博物馆。他们各有各的特色,著作等身,且都是“出圈”的。那个时候好像也没什么圈不圈的。

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虽然研究者屈指可数,但是做性研究的热情与自由度都挺大的,只是研究资助什么比较少。2000年-2010年之间这十来年,感觉研究资助和自由度都还比较大,跟国际学界的接触也开始多起来,性研究与艾滋病防治的交叉也比较明显。

现在,那一代老师基本都退休了。以性为主要方向的社会学研究依然非常少。除了我,华东师范大学的魏伟主要做同性恋和酷儿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的郭晓飞长期关注性的法社会学议题。性研究也零星地出现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包括人类学、历史学、文化研究、文学研究、传媒研究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互联网和其他文化现象及文本里的性议题。

还有一个特点是年轻化,学生做这块论文的比以前多,在国外念书的中国学生关注中国社会的性议题的也越来越多。在年轻一辈学者里,关注同性、酷儿议题的研究者比原来多。而且,你可能也能感觉到,最近几年,性议题不光跟多元性别、酷儿议题有更紧密地结合,在社会层面,也跟女性议题结合得更紧。我们也能从每一届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的报名者和参会者的名单中看到这些变化。

新京报 所以,可否简单总结为,新一代年轻的性研究者对西方理论的了解比老一辈更多,他们的关注领域更集中在酷儿研究上?

黄盈盈:是有这个特点。代际做个简单比较的话,我们这辈和更年轻的学者在对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性的认识和理解上,不如潘老师那一辈学者,尤其是“社会洞察力”。因为时代的原因,老一辈学者的学科训练没那么系统,但是他们比年轻学者更了解中国社会和历史文化。我自己的早期训练基本上是靠调查实践,还有饭桌上听京派老师们的闲聊,后来通过阅读又补了一些文献课,也努力通过访学、参加和举办国际研讨会的机会尽量多地扩展自己的视野与格局,但是整体上理论功底比较薄弱。当然,未来也可能出现在理论和对历史社会的了解、对世界时局的把握方面都很强的年轻学者。但到目前为止,不同代际的学者的长处和短板还是很明显的。

新京报 你提到老一辈学者的社会洞察力高,让我想起您在研究中所提到的“日常逻辑”、“生活之道”。你注重“日常生活”的研究视角是不是就是受到潘老师那一辈学者的影响?

黄盈盈 :对。潘老师那一代学者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接地气。他们能用非常日常的语言把一个现象说清楚,一点都不深奥。年轻学者可能会更多地借用一些非常玄的学术词汇进行表达,拽来拽去,你可能都听不懂他们到底想说什么。我有时候也有这问题。潘老师就能用非常日常的例子给你讲深刻的道理,逻辑清楚且有人情味儿,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我对“日常生活”和“生活逻辑”的关注,以及对“生活知识”的重视,受潘老师那代学者的影响非常之大。我自己最得意的是,有次做完讲座之后,帮忙倒开水的阿姨跟我说,你讲得挺好的。

新京报 在你的这种“日常逻辑”的研究里,相对于观察、访谈,你好像更强调感受和体验。但感受和体验听起来又好像比较个人的、比较主观的、难以归纳的。

黄盈盈 :这涉及到研究方法。田野调查是一种综合和讲究整体性的研究方法,强调多种资料收集方法的并用。我之所以强调体验和感受,不是说观察和访谈不重要,而是前者经常被社会学研究所忽视。有人觉得过于主观。但是这种主观感受,不是你坐在房间里想象,而是一种现场感、切身感。跑在现场跟当地的人打上交道,你才能产生这种感受,包括你对情境和对人际关系的体验和认识。

我会强调身体在场和现场感的重要性。虽然我的感受不能完全取代别人的感受,但只有我在那个地方待上一段时间,才能更好地体会当地人的日常。这种东西我觉得不是通过书本就能得到的。当然,感受和体验还要和观察、聊天和文献类的资料结合起来才能做更为多维与整体的分析。也需要理论的积淀以做出更为提炼与普遍性的认识。我只是觉得需要把感受和体验作为一种方法来正式地讲。这也与接地气有关。如果你不到现场去,连感受力都没有,又怎么可能做得到接地气呢?

当然,人跟人之间是有差异的。我们没法完全理解对方的生活,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研究者要尽可能站在对方位置上了解他们的生活境遇。研究者一定要认识到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间的距离。只有认识到这个距离,才有可能反思自身,以及更为积极地去想自己要怎么做得更好。

新京报 我很好奇,你跟一些小姐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作为朋友,您可能会对她们有一些独特的感受,但是你又不会忘记自己的研究者身份。朋友和研究者之间会不会存在某种张力?你是怎么处理这两种身份的?

黄盈盈 :我不敢说我跟小姐成为了很好的朋友,1999年那阵我连BB机都没有,联系也不像现在这样方便。后来,我可能跟个别小姐的关系会紧密一点。我的研究不算特别深入,只是关注的时间长,了解得多一点。

你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任何研究者都会碰到的问题。因为研究者拥有多重身份。这还是会涉及到如何处理距离的问题。研究者需要进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但是,也要有适时跳出来的能力。做研究需要综合很多信息进行整体的分析,也需要独立思考。所以,做研究者的需要知道怎样跟人拉近距离,但又能跳出来。这恰恰是需要训练的能力。这类议题,人类学讨论得非常多。

1.3

“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歧视别人?”

新京报 我想起你在《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里面那个让访谈者抓狂的变性人文姐,因为她在受访的时候不按套路出牌。媒体特别喜欢把人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而进行归因,然后让叙事看起来顺理成章,符合大家的想象,比如女性的受害者身份,性工作者的悲惨遭遇。但你是很注重“另类叙事”的。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重另类叙事的?为何会重视另类叙事?

黄盈盈 :这是我最近的兴趣点之一。我开始意识到“套路”这个问题可能是2004年或者2005年。我们早期做小姐研究,一般都是到一个地方混上一段时间,认识的都是从来没接触过研究者的小姐。后来04-05年,正好是艾滋病项目盛行的时代。当地疾控中心因为要在小姐人群中开展防治艾滋病的工作,多少会有一些经常去宣传、做干预的发廊。有时上面会有督导或者专家过来评估。每次上面或外面来人的时候,当地的疾控就会带着他们去看一些项目点,带他们去跟发廊的人聊。所以,有些小姐就被专家们聊过无数次了。这些人我称之为“专业的被访者”。这是当时艾滋病项目兴起时的凸显现象。这个时候,如果你的提问还是按套路出牌——最近生意怎么样、关于预防艾滋病的知识了解怎么样,你大概只能听到应付你的话。因为被问过多次,她已经形成了一套很顺溜的说法。这种情况就特别容易形成叙事套路。

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我是不想听到这类套路的。事后做文本性的叙事分析、解读套路不是没意义,也会触碰到某一些重要的社会现实,但对我来说很多时候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从那时就开始警惕访谈中的套路,以及单个访谈本身的局限性。我记得2004年去香港大学参加过一个口述史方法的研讨会,当时的发言就是“田野调查基础上的访谈”,强调访谈与其他方法的结合与互补。

其他研究议题也有套路问题。很多人都知道社会期待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刚才说“你为什么做性研究”,其实大家对此也有所期待。我确实不符合大家的期待,而且,我对“提问”警惕性很高,也没打算迎合这种期待。

在性议题上,叙事套路会更加凸显,因为性议题被建构成一种隐私性的话题,这也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地方——这个人为什么要在性还不那么被公开谈论的时代愿意跟你讲他的性故事?这些讲述受到哪些社会角色与因素的型塑?英国社会学家普拉莫(Ken Plummer)在1995年就写过《讲述性故事》,通过对四类英美社会常见的性叙事类型的分析,揭示故事讲述背后的政治与文化,及其时代性。

我在书里面对故事套路有过分析,后来,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讲访谈中的常见套路——比如归因叙事、悲惨叙事,以及日益兴起的运动倡导类叙事,分析套路的特点及其问题所在,以及在方法上如何应对这种套路。这就涉及你刚才提的“另类叙事”。我特别看重“另类叙事”,因为“另类叙事”恰恰能让你看清主流叙事或常态叙事的套路及其问题所在。

你怎么知道受访者说的话是套路?这需要积淀,也需要开放的思维。只有故事听多了,了解的面向更加多维了,你才有可能知道他们说的是套路。当你听到不一样的声音,你才会觉得之前一直听到的声音可能是有问题的。这也是我特别关注边缘和另类的原因之一。“眼睛里看得到角落,心里才会有全局”。

细抠起来,另类和边缘还不太一样。很多学科,比如历史学也谈中心和边缘,王明珂老师就有很多论述。边缘在地理意义上往往是很直观的。另类涉及对常态的一种挑战。当然,边缘和另类是相关的,虽然它们针对的东西不太一样。我会再细致地想一想这个问题,另做论述。

新京报 对,你以前说,“边缘人的日常生活、大众人群的边缘议题”是您比较感兴趣的议题。这好像有一种挑战主流的意味在里面?

黄盈盈 :边缘和主流的关系不是二元对立的。我在写《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的时候,在想要用一条什么线索把这些不同人的故事串联起来。后来越来越明晰,这些涉及身体、性、性别的议题,其实都跟社会规范有关,也跟主流与边缘、正常与异常有关。一般来说,老年人、白领女性和大学生被认为是主流人群,但她们的性却是边缘议题。小姐、女性艾滋病感染者、变性人被标定为边缘人群,但大家经常忽略她们的日常生活——比如她们作为母亲、女儿和妻子的生活。我会关注人们忽略的东西,不管它是发生在主流人群还是边缘人群身上。也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虽然我这几年关注的人群和具体议题有变化,但是主线并没有变。这个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

其实,这背后蕴含了一个价值立场——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歧视别人?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多多少少存在着一些边缘性,如果我们想想自己身上的边缘性和别人身上的日常性,我们有什么资格去歧视别人身上的边缘性呢?我希望打破或挑战性与性别的议题背后的社会歧视,这是我关注边缘与另类背后的思考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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