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很少或根本不探求事物的自然原因（the natural cause），然而由于不知道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可以大大地为福为祸，这种无知状态（ignorance）本身所产生的畏惧也使他们设想并自行假定有若干种不可见的力量存在，同时对自己想像出来的东西表示敬畏，急难时求告，称心遂意时感谢，把自己在幻想时创造出来的东西当成神[1]（P78）。
接下来的第12章便题为“论宗教”——言下之意，只要通过“探求事物的自然原因”克服了恐惧心态，宗教信仰就会自然而然地消除了。在当时的主教们眼里，霍布斯岂不是把正统教义等同于迷信了么？霍布斯的这些说法不是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常识和口头禅么？
启示宗教与理性哲学的对立，其实已见于霍布斯的早期著作《论法律的要素》（1640），没有正式出版，但私下流传，其中说到了上帝存在问题；《论公民》（1642）是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著作，霍布斯在书中不时插入说，人可以通过自然原因（“自然之光”、“自然的声音”、“自然理性的声音”）解释掉上帝的存在，一个人要是因此而“断言上帝并不存在，或断言上帝并未统治世界，或口吐亵渎上帝之言时，怎么能说他犯了罪呢”[6]（P155）。《论公民》看起来就是《利维坦》的雏形，虽然分为三个部分，拿掉《利维坦》的第四部分，两者的结构就像是出于同一个模子。
说到底，理性哲学与启示宗教的对立，就是哲人与圣经宗教的对立，因为，天生有能力“探求事物的自然原因”从而摆脱“无知状态”的，始终是少数哲人——所谓宗教批判，就是赋予只有少数人才有能力获得的自然理性以优先权，让它来裁决启示的真假；接下来便是把自然理性说成是上帝赋予我们所有人的，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自然之光”，从而，祛除历史带给我们的蒙昧——启蒙，让我们身上的“自然理性的声音”发出来，就成了“理所当然”地批判宗教的“理”。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自霍布斯以来，西方近代思想史上有那么多的哲人在谈“人性论”，也终于明白过来，何以后来的启蒙哲人在批判建制宗教时都是同一个基本论述模式。
《附录》的文体和修辞策略
由此可以断定，霍布斯在《利维坦》拉丁文本的《附录》中不可能是为自己遭受异端指责而申辩，只可能是为自己批判宗教的“理所当然”申辩。
《附录》采用的是对话文体——晚年的霍布斯似乎越来越喜欢这种形式：《一位哲学家与英格兰普通法学者的对话》（1681年）以及《比希莫斯》都是对话体，而且，其中都论及“异端”，看来霍布斯到死都对异端指控心有余悸。为什么采用这种文体？Cropsey在给《一位哲学家与英格兰普通法学者的对话》写的编者前言中说：“对话体使得作者的真正意图隐藏在身份各异的角色背后，被交替反复的回答、辩论和讲述包裹起来，从而为理解作者的真实思想设置了重重迷雾。” [7]（P4）——我相信，熟悉古希腊经典作品的霍布斯清楚这一点。
不过，《一位哲学家与英格兰普通法学者的对话》中两位对话者的身份还是明朗的（A=法学家、B=哲学家），《附录》中的对话者则身份不明，仅仅可以看到A和B的角色身份——好在早就已经有人指出：文中的A和B分别就是托马斯和霍布斯[3]（P376）。
为什么在《附录》中霍布斯要隐藏自己？也许，这样便于更好地、不动声色地为自己辩护……《附录》第1章“论尼西亚信经”几乎是在对信经语式作语源分析，非常学究，或者说“学术性”很强，让人读起来感觉非常现代，甚至后现代，因为，如今的好些基督教神学家也喜欢做这类语言学分析……然而，我们需要搞清楚，霍布斯从语源角度来分析信经语式是为了显示自己渊博的学识？前面提到，《利维坦》英文本第三部分一开头（32章）就说：迄今已经“根据自然原理（the Principles of Nature）”引申出主权权利和臣民的义务，而这一“自然原理”是“根据经验证明为正确的、或在语辞用法上公认[consent （concerning the use of words）]为正确的”——经验如何证明“自然原理”为真？霍布斯关于《圣经》作者的说法就是一个例子：《圣经》讲述的东西被经验证明为伪……如何通过语词分析获得“公认为正确的”？语源分析与信经语式的并置，典型地是哲学理性与启示宗教对峙的重要方式之一，因为，“推理的能力是由于语言的运用而产生的”（《利维坦》46章；注意《利维坦》第4章“论语言”之后的第5章即题为“论推理与学术”）[1]（P538）。换言之，语源分析是哲学理性的表达，对信经语式作语源分析，无异于以哲学理性批判启示信仰，如此修辞手法已经多见于《利维坦》（比如第37章对神迹信仰的分析，一上来就是语源学的分析），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论及奇迹时如法炮制，后来的休谟在《人类理智论研究》中实施宗教批判时也如此效法[2]（P121～132）。从而，《附录》这里一开始的语源分析的意图其实很清楚：信经语式仅仅是一种说法而已，经不起语词用法的分析——《附录》从讨论“我信”入手，无异于批判信仰：“我信”是迷信。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常用的修辞手法可以说大致有两种：
要么“打着红旗反红旗”——用基督教的语言反对基督教，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上帝”一词，明明不是指的基督教的上帝，而是指自然物体，却让人觉得是基督教修辞——《附录》第1章中也故伎重演[2] （P144～159）；由此我才懂了，为什么第二部分最后一章的题目叫做“论依据自然的上帝国”。
要么是装出反对白旗的样子拥护白旗 ——柯利把这种修辞策略命名为“否定暗示”：以否定的方式来陈述的某个观点，其实意在提示、甚至宣扬这个观点，比如，“我并不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如何如何……”，实际上是要唤起读者去关注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观点。这样一来，霍布斯就可以免于遭人怀疑他也主张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便有人要谴责，霍布斯也可以说，他自己并非这么认为——柯利称之为“佯谬的推诿法”[2]（P100～101）。事实上，霍布斯在让理性哲学与启示宗教内在地对峙的时候，往往采用如此修辞，以至于我们还以为霍布斯发展出了一种基督教哲学的样式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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