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锐才：在死亡文化中被处死
——论死刑暴力之逆转
“如果说工厂不存在了，那是因为劳动无所不在；如果说监狱不存在了，那是因为社会时空中的关押和禁闭无所不在；如果说精神病院不存在了，那是因为心理和临床的控制已经得到普及；如果说学校不存在了，那是因为社会过程的所有纤维都浸透了纪律和教育；如果说资本不存在了（对资本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也不存在了），那是因为价值规律已经以各种形式转入生存的自主管理，等等。如果说墓地不存在了，那是因为现代城市在整体上承担着墓地的功能：现代城市是死亡之城，死人之城。如果说实用性大都市是全部文化的完成形式，那么很简单，我们的文化就是一种死亡的文化 ”
——鲍德里亚
“我们全部的文化都是卫生文化，它力图从生命中消除死亡”
——鲍德里亚
死亡在一个以生产与积累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必然遭受歧视。死亡没有被接纳，它属于耗费、威胁与取消的领域，类似于虚无。对死亡的歧视与对同性恋的歧视一样，是上升期资本主义伦理与偏见的一部分。生产、生育、家庭学、成功学、新教、世俗化、资本等元素组成了资本主义时代的法利赛标准。但在后资本主义时代中，一切曾被压抑与歧视的事物都解放出来了（女人、黑人、同性恋……），一切法利赛标准都曝光为拟真的幌子之后，死亡在消费社会能被承认吗？
鲍德里亚的答案是否定的。对死亡的压抑永久性地奠基了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性在当今不再是解放的武器，它被允许，甚至鼓励。相反，死亡却是一如既往地被资本主义禁止。鲍德里亚把摧毁拟真体系的最后一注放在了死亡上，同时将赞成或废除死刑的思考推到了复杂的地步。在死刑的论述上，鲍德里亚对吗？我将直接指出鲍德里亚正确与错误的地方。但首先需要提醒的是，用鲍德里亚的观点去讨论死刑问题会让人觉得轻浮甚至肤浅，这是很难避免的。
鲍德里亚首先将死亡与死刑的价值放在一个拟真系统中考察。在拟真系统中，无论赞成死刑与废除死刑都会与这个罪恶的系统同流合污。拟真系统如同液晶屏幕提供的一切可能性。屏幕将真实吸进它的拟真系统中，真实存活在比真实更真实的拟真空间中。拟真并非指不真实，而是指传统意义上划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消弭，这个界限既在物质上也在意义上，它是一个社会性整体。但拟真并非虚无，仿真系统总以“模仿现实”作为它的“美学设计”标准。也就是说，它要让自己更加“真实”，或“比真实更真实”，让人生活在拟真中而不知其拟真。同样，在价值上这个系统取消了现实的善与恶，而用一种单向度的、不可逆转的拟真的“善”作为它的原则。这样它比现实的人道更人道，比现实的负责任更负责任，比现实的完美更完美。鲍德里亚首先将这种“完美”定义为罪行。废除死刑必然在此“完美”罪行的计划之内，因为在这个单向度的标准中，死亡是禁止的。拟真系统需要以拟真的“生命”作为它的价值，尽管这个生命的概念无任何实质内涵。在拟真系统内部的所有价值坐标，包括“责任”、“文明”、“人道”也是中空的概念，仿如屏幕的像素。这些概念任务是诱惑，让人信以为真，从而拒绝让社会接触到真实。这个真实是《黑客帝国》的“现实的沙漠”，真实的死亡就在这片沙漠上，它随时威胁系统的谎言。
鲍德里亚写道：
人们永远不能在真实层面上战胜系统，我们所有革命战略家所犯的最糟糕的错误就在相信可以在真实层面上终结系统；这是他们的想象，是系统本身强加给他们的想象，系统的生存与残存所依赖的正是不断引导那些攻击它的人到现实的场地战争，而这个场地永远是系统的场地。1
现实感是仿真世界制造的虚假场景，也是它的任务。系统最诱人的地方并非它的完美性，而是人们根本无法得知处身在拟真空间中。这与一般的玩电脑游戏是有区别的。玩游戏的人能判断自身在游戏中，才能以“玩”的心态对待。但系统更像黑客帝国的空间，置身内部的人无法判断处身在拟真中，他最多只能感到倦怠，例如《黑客帝国》主人公第一次怀疑这个世界的真实性时就感受到不适。在某种意义上鲍德里亚将法国的被动性哲学推到极端。福柯与德里达的被动性哲学只是语言的被动性，斯蒂格勒也只是技术的被动性，鲍德里亚的被动是一种全面的社会性的被动性。
鲍德里亚对死亡价值的讨论贯穿在拟真社会成形的过程。它的分析来源于福柯又告别了福柯。福柯认为，以生产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对国家人口生命权的保护是同时兴起的，这是文明社会的开端，也是一种新型身体规训方式。与生产分享同样隐喻意义的词语有生命、能量、家庭、活力、健康、积极、明亮、上进；而与死亡伴随的是疯癫、非理性、疾病、同性恋、倒错等等。鲍德里亚模仿福柯《疯癫与文明》中愚人船对疯子的引渡，将这种现象命名为“死人的引渡”（《象征交换与死亡》第五章第一节），对死亡的压抑比对疯癫的压抑更加根本：“死人不再能分到场所和时空，……他们蒸发了”。2“从野蛮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是不可逆转的：逐渐地，死人停止了存在。”3整个文化的努力就是分离生命与死亡，分离意味着驱逐，也意味着压抑。“死亡是不正常的，这是一种新现象。死亡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异常，相比之下，其他所有的异常都成为无害了”。4对死亡的压抑远远比对疯癫的压抑更根本地成为资本主义文明的大他者。文明的可能性在于它对生的虚假尊重，与之相伴的是对此世的开放及向未来敞开的时间性。 生命中被同时赋予的生与死之间的交换被硬生生折断，生命沦为只有生存才是合法，死亡是非法的“生死分裂症”人格。这种人格的塑造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开始。也就是所有人都沦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奴隶，所有人都死了一次之后，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依靠拿工资而存活。对于鲍德里亚，生与死的象征交换，也就是对两者的承认是重要的，它是维护个体生命平衡的秘密。“象征终结了这种分离的代码，终结了分离的词项。它是终结灵魂与肉体、人与自然、真实与非正式、出生与死亡的乌托邦”5但在资本主义时代中，不论是生产社会还是消费社会，“生”成为最大的单向价值和隐秘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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