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错误的，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认同了。但文革为什么会犯错误，走弯路呢？这原因当然是极其复杂的，但有一条可能为大家所忽略，那就是文革本身也是为了避免或者说修正错误的。拒腐防变，克服官僚机构的弊端，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始终是毛泽东考虑的主要问题。不可否认，那个时候官僚机构确实出现了一些弊端，社会也有一些阴暗面，但在当时，这决不是主流。许多外国研究者都认为解放后共产党所建立的人民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清廉的平民政府。纵然有一些腐败，有一些阴暗面，都不过是肌肤之患。但是毛泽东对这些肌肤之患却非常的警惕，一则肌肤之患能够发展成心腹之患，到成了心腹之患的时候，那问题就不好解决了；二则毛泽东领导人民革命，不就是为了消灭那些贪官污吏、地主恶霸么，他又怎么忍心看到自己亲手创建的党走到背离人民的道路上去呢？有变质的可能，那只要防患于未然就是了，又何必如此兴师动众，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用一场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来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呢？其实，在文革之前，就发动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过，大家对这不怎么热心。许多人以为毛泽东不过是危言耸听，问题没有那么严重。正因为大家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毛泽东才认识到问题严重起来。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单靠一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经过深沉的思考，终于决定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从根本上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主义的弊端。毛泽东为了给文革提供合理性，显然是夸大了官僚机构的弊端与社会的阴暗面。也即是说，所谓的被黑线专了政，实在是因为警惕资本主义的复辟，而产生的理论幻觉。大凡伟大的政治家，都有极其高超的政治想象力。而这政治想象力，一方面能让他们在历史的危急关头，挽狂澜于既倒；另一方面，也可能让他们失去正确的判断，陷历史于浩劫、灾难。文革既是毛泽东丰富政治想象力的产物，另一方面，文革的实际进程又远远超出了他的政治想象。一个伟大政治天才的想象，当然很难超过亿万群众想象的总和。文革把肌肤之患夸大成了心腹之患，于是便用解决心腹之患的方式，来解决肌肤之患。可以说，这是高射炮打蚊子，蚊子是不是打中，不知道；但是，却把许多美好的东西打成了碎石与瓦块。官僚的腐败，社会的阴暗面，这样的问题当然要解决；但是，解决这样的问题，又只能在发展中解决；依靠一次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是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文革的出发点是避免错误，避免小错误发展成大错误；但是为了避免错误，却陷入了更大的错误，甚至全局性的错误。而所以出现这全局性的错误，很大程度上是由了对革命神圣性的执着。革命是压倒一切的，所以一切都要为革命让路。在文革中，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全都被打乱了；而所以要打乱这秩序，就是为了把所有人都卷进来。把所有的人都卷起来，那自然证明革命的范围之大；而触及灵魂，则说明革命的深刻与彻底。要这么大的范围，要这么深刻与彻底，意欲为何呢？那就是要深刻地影响每个人过去走过的路，现在走着的路，将来要走的路。所以，文革真正的影响，要看文革以后的历史。同样是那些人，他们又选择了什么样的路呢？毛泽东曾对身边的人说，你们将来怎么办，也只有天知道。很明显，毛泽东对文革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世道人心，并没有太大的自信。毛泽东是圣哲，他当然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孔子说过，三年不改父志，可谓孝矣。别说三年了，就是几个月，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于所谓的“一朝天子一朝臣”，毛泽东是不甘心的，如果甘心，又怎么会有文革呢？料生不能料死，料贤不能料愚，这就是贤者的悲哀。毛泽东可以在生前捍卫文革，谁也不敢说什么，但死后，却只能徒呼奈何。十年文革的结束，把中国推向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但既为转折点，那就绝非不改父志了。如果把“两个凡是”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实在没有什么错处。总不能毛泽东尸骨未寒，就说全盘否定文革吧。历史总要有一个过渡。
（四）起点即终极
对于起点即终极，我想，人们还是有认同的。虽然有人讲，人类所以毁灭，就是因为他们不能把起点和终点连接起来。实际上，在精神上，人们是能够把起点和终点连接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文革既是起点，又是终极。因为在起点的缘故，所以更能看到终极的样子；因为能够看到终极的样子，所以人们过于的狂热。终极的美好是不言而喻的，难道共产主义是天堂还需要论证么？但是，通往天堂的路毕竟是漫长的。如果在起点就看到终极的美好，那实在不过是幻觉。我们所追求的终极，不会那么容易就来临的。虽然起点即终点，有它的道理，可付诸实践，少有成功的。文革所以走了弯路，不能不说没有美好终极诱惑的缘故。大抵贤者都是能够听到塞壬的歌声的，也只有明智的人能够躲开它。如果起点不是终极，那终极又在哪里呢？我们总是在寻找终级的，我们的当下从来不会被认做终极，因为我们总认为终极离我们很遥远。也许，终极是永远不可得的，只要得到了，那便不是终极。我想，最好的法子是把终极的信念贯彻到我们正在行走的道路中。在我们心中时时有终极，但又时时不忘正在走着的路。其实，文革所以强调终极，就是怕后来的人们，忘掉了共产主义的终极。文革就是要在人们的灵魂里打上共产主义的印记。但是，它又忽略了另外一点，即共产主义不只一种，它本身也可以走向多样化。但是，在漫长的年代，对共产主义的解释也只有一种，而且是最权威的那种。如果有谁提出了别的见解，那就是异端或者修正主义。谈文革，总不免涉及修正主义的；因为那时候，批的就是这个。修正主义也是有其渊源的。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理论，时代在前进，那理论必然要发展。要不发展，即便再标榜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也不免落伍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但即便创始人，也有不同的特点，也可以说有分歧。马克思所侧重的是历史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而恩格斯呢，则把马克思的哲学系统化了，他所侧重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辩证唯物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老黑格尔的复活。对马克思的基本原理，伯恩斯坦提出了质疑，认为时代发展了，那些基本原理也就失效了，所以要修正马克思主义；而伯恩斯坦也就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源头。但是，文革所谓的修正主义的焦点，显然不在伯恩斯坦这里，它的焦点应该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主义的背叛。在西方社会，斯大林主义已成为了专制主义的别名，这显然有失偏颇的。相反，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主义的背叛，归结为修正主义，倒是比较公允的。修正主义已经蒙了恶名，甚至被扫进了垃圾堆，所以也就没有人说它的好话了，这大抵也是天道不爽吧。但是，修正主义这个概念一直是比较模糊的；谁也不好给它一个明确的界定。我们说反对修正主义，而实际上呢，反的什么都不怎么清楚。很大程度上，我们对修正主义拥有的是道德的义愤。马克思主义是无上的经典，是随便可以篡改的么？篡改马克思主义，那就意味着背叛，而对于背叛，我们是有着最黑最黑的诅咒的。问题的核心是，我们如何把科学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或者说篡改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我总觉得，这种区分是很难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它走的是权威路线；能够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只有最高领导者，而所谓的理论家，不过是传声筒。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忽略，马克思主义是官方哲学，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文革中，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什么样子，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很清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官方哲学就是孙悟空手中的如意金箍棒，想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细细想来，文革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终极，而我们现在离这个终极更加遥远，尤其在道德上。终极是不是起点，起点是不是终极，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我们在前进的过程中，又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起点。五四时代是知识分子最为向往的，可过了文革之后，五四的精神却要重新凝聚。我们不知道，历史究竟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如果前进了，为什么要退回去？如果倒退了，为什么又跑到了前面去？ （五）路漫漫其修远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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