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龙去脉：康赫访谈杨小滨

　　康赫：上海和上海人对你意味着什么？
　　
　　杨小滨·法　镭：上海像一个捉摸不透的风流女郎——由于我和上海的暧昧关系，要正面回答这样的问题，既没有勇气，也没有信心。我小时候家住上海最繁华的路段淮海中路上，所谓“上只角”里的“上只角”，一栋楼里有各种文化界的大腕，弄堂里也曾经住过不少文娱界的名流，比如王安忆家。我一直以为自己有根深蒂固的精英意识，倒是跟王安忆式的婆婆妈妈的市井气截然不同——尽管实际上，邻里之间的关系也像极了那个喜剧《七十二家房客》。我厌烦淮海路上的滚滚人流，因为一出门就是摩肩接踵的人群，令人窒息。我少年时代对唐诗宋词的兴趣异常浓厚，渴望一种“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生活环境——有意思的是，二三十年后移居到了美国密西西比的一个小镇，恰好是福克纳的故乡，安静得让人绝望，我可以呆呆地对着一片树林凝视一整天，却总结不出半点诗意——我竟然开始怀念起上海的人声鼎沸，怀念淮海路上的长春食品商店，更怀念一个叫做江汉点心店的鲜美肉包和大同酒家的蚝油牛肉。我甚至怀念窗外“阿有坏个棕帮修伐？藤帮修伐？”的吆喝声，和阿娘阿婆们清晨在路边刷马桶的哗哗声——可是，我真的愿意回到那样的生活里去吗？——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无论如何，我一直有一种背叛上海的秘密心愿——我父亲是北方人，在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我的普通话总是班里说得最好的，但我在学校里不能避免说标准的普通话，我不愿成为被嘲笑的另类，况且是以中心化的方式形成的另类。这使我感到压抑，因为口音是很难改的，但我必须努力把卷舌音都发成不那么卷舌的音——对于我周围的人来说，只有上海普通话才是自然的，标准的普通话带有某种表演的、炫耀的性质，是和自然的“上海性”相悖的——其实我当时对自己的标准普通话颇为沾沾自喜，甚至从内心里跟其它上海同学产生距离——反而是到了后来，我慢慢觉得各地普通话的不同魅力，而新闻联播式的标准发音越来越令人生厌——但在当时，上海普通话总是和校长或教导主任的训导联系在一起，因为同学之间的日常语言当然是上海话，而不是上海普通话。上海人的自我优越感常常建立在语言上，比如认为苏北话（当然还有所有的郊县口音）是土的，低等的——与之相应，英语则是身份的象征——我外公常常为他数十年前的英文知识而得意，这是一个租界城市留下的独特遗产。
　　
　　有一些关于上海人的模式化的看法，虽然不无夸张，也并非全然杜撰——我一直承认上海人太现实，过于考虑自己的、眼前的利益。这也使得上海人比较矜持，说得好听是文明，说得难听是虚伪（取决于评价者的立场）。上海人不会为了一个他觉得不值得冒险的事情去冒险，他善于权衡、犹豫、吞吞吐吐、斤斤计较，这是不是近百年来的商业社会培养出来的，我不得而知。我不可避免地带有上海人所有的滑稽戏特征——但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因为有北方血统的关系，又对这些地方色彩敏感、痛恨，我想在今天一个诗人往往怀有某种破坏规则的小小愿望，上海的诗，有一种压抑中挣扎的美——就像上海的本帮菜，鲜而甜，甜是一种温柔的抚摸，而不像麻辣那种狂野的欲望撕扯。从口味上来说，我绝不是一个甜味主义者，虽然我也不像许多不能忍受甜味的朋友那样对之深恶痛绝。
　　
　　还能说些什么呢？这样庞大的问题，可以写成书的好几个章节，假如我要写回忆录的话——所以这样说来，上海对我而言基本是记忆的一部分，虽然我近年来也常回上海，但还是在北京呆得多——也许是我缺啥补啥，北京比起上海少了些洋味多了些土味，这也是为什么我宁愿坐大排挡不愿坐酒吧或咖啡厅——尽管我在许多地方对上海仍然有相当的认同——我曾经写过一篇几千字的文章《上海生煎吃法指南》，把每一个细节放大，把那种小心翼翼的饮食步骤敷衍成一种近乎荒谬的色情表演，这是对上海文化的最高敬意——上海式的生活是情色的、享乐的、市井的，但却充满了潜在的优雅规则。
　　
　　我正坐在飞往上海的候机厅里回答这个问题，但我并不在上海停留，下机后我会立刻坐班车去另一个城市——这个曾经的故乡对我而言曾经是，将来也永远是驿站，至少从精神上来说如此——对于她来说，“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康赫：你在一开始描绘了精英意识与人口分布之间的辩证法，这方面我还想听你多谈一点，原因是我没有看清楚“窒息”和“绝望”这两种呼吸障碍与精英意识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没有歪曲的话，你在中间位置讨论了语言使用的合法性问题，似乎它就是主体性的中心问题，就像上海话的使用法则是上海性的中心问题。对不起，我一下子就放出了“主体性”和“中心”这两团迷雾，就由你来澄清吧。我继续把这句话说完，我听见你好像在说，主体性的秘密十有八九隐藏在可以层层戳穿的语言使用法则的夹层里……苏北话，上海话，上海普通话，标准普通语……，每一级相对于上一级而言似乎都是非法的，而具有最高合法性的标准普通话为了维护其至上的尊严，需由它的法定主持人，新闻联播播音员来掏光它易腐的脑袋和内脏，经彻底消毒之后在39寸水晶棺材里暴干尸。相应地，合法的上海普通话的播音员是中学教导主任，合法的上海活的播音员是王安忆婆婆，还有合法的苏北话的……请你顺着这个序列继续滑行：英语使用的合法性和它的法定播音员问题是否也刺激了你？或许这有助于我们戳穿关于上一个问题的层层夹膜。
　　
　　当你结束滑翔，回到只擅长喃喃自语的福克纳的故乡，咆哮的密西西比河对你保持了毫无诗意的沉默。你也不打算在自己的故乡上海多作停留，你认为你只是一名随时可以以其最高合法性去吃一客色情的生煎包的“过客”。那么对你来说，诗意究竟依赖于无休止的浮光掠影呢还是依赖于自然而然的易腐性？我记得你说拉肚子很舒服，在北京吃大排当的隔夜肉串很容易拉肚子，吃水晶棺材里的消毒干尸恐怕就不成，不过也能叫人呕吐。
　　
　　杨小滨·法　镭：诗意依赖于所有具有张力的事物——浮光掠影是空间或时间上的急速跳跃，易腐性又何尝不是？这种变幻，这种毫无准备的美，捕获了诗意的每一个瞬间——在我的诗学词典里，易腐性、速朽性——不管怎样称呼它——从来不呈现出悲观的或恐怖的形象——木乃伊龇牙咧嘴的舞蹈反倒具有迷人的魔力。呕吐也是如此。呕吐奏出的音乐才会令人颤抖。在美国，九一一般的戏剧性毕竟极为罕见。美国基本上是一个巨大的田园，一个无聊的天堂，大概只有老福克纳本人才能认出其地狱的面貌。我并不是说那里缺乏诗意，但它的诗意对我来说的确必须作为浮光掠影过程中的一部分才能显现——我是说，我必须把异乡变成与故乡的一个缺失的部分，一个跳跃的时空系列中闪过的种种刹那，才能体会……密西西比河并没有自然的、自在的诗意，我只能说它对我是“不同”的——我需要强调一下“不同”这个平常的词，不一定是在德里达的延异或阿多诺的非同一性的意义上——但这个词是如此之重要，它几乎包含了生命和写作的最基本要素——你说的中心在哪里呢？在马克·吐温时代的美国，密西西比河也许是有中心感的？在上海，上海话也是曾经有中心感的？毫无疑问，所谓的诗意部分地来自中心感的丧失。这如果仅仅是一种时髦理论，在诗里是不会好玩的——但诗意不正是来自世界及其表达的偏移、错位、游离和混杂吗？　　英语的合法性当然刺激了我——它的唯一合法性，大大刺激了我——这是我在出国前没有预料到的——我在中国使用英语要比在美国使用英语要远远感到舒畅——甚至可以说美国人的日常英语是俗不可耐的，与艾略特和史蒂文斯的英语没有共同之处——我终于又暴露了无可救药的精英主义——但福克纳的英语难道没有俚俗之处吗？也许俚俗与俗气的区别在于边缘与中心？如果回到你问题的开端，精英意识其实在于不能忍受任何一种一体化的统治，不管是英语还是汉语，不管是故乡还是异乡，不管是权力还是大众，不管是中心还是边缘——精英意识原本是一种等级意识，它把一切无个性的、人云亦云的、陈腐的、俗套的、奴性的事物视为低下，视为草芥——精英意识不是阶级意识，与经济无关，与文明无关，只与品格相关。因此我说的“窒息”既是一种被权力或大众压迫的晕眩，又是一种高处不胜寒的缺氧——而“绝望”，则是它的精神对应物。再者，边缘也好，底层也好，自身并不能获得本质上的道德或美学优势——在我看来，如何把社会因素转化为形式的疏离感才是美学的真正使命。腹泄和呕吐，就是将内在的污秽疏离出去的方式——并且是非常态的方式——我更期望的当然是在文本里，而不是肉体上，不断实现这种疏离。
　　
　　康赫：你的诗学词典里还有哪些词条？这本词典是什么时候开始编撰的？当你强调它是一本词典的时候，是否意味着它具备相当的稳定性，似乎足以借此开具一张杨小滨个人的诗歌鉴赏的信用证？那么它有与之相应的编撰和增删法则吗？或是因为它缺乏足够的易腐性而在一天天变得肥厚？
　　
　　杨小滨·法　镭：既然如此，干脆称之为诗学魔鬼词典好了——不过，这是一本从来没有编成的书，而且看来永远也编不完——它似乎永远处在被编纂的过程中——但也不妨在此梳理一下。我的确搜集了一些诗学要义——其中像喜剧和反讽这一类语词可能占据了较大的篇幅——加上所有远离规则远离体系的语词——不过之所以是魔鬼词典，是因为这些词条都重新界定过了。
　　
　　正如一个熟练的写手不需要参考词典来写作，一个敏锐的读者也不需要查阅词典来理解——尽管词条像芯片一样植入了身体里——我想我对自己的写作和别人的写作并没有不同的标准——甚至在阅读自己诗作的时候也必须带着批评的距离——当然就不排除词典和词是相互作用的，这也意味着诗学的开放性。
　　
　　应该不能说相当稳定，而是相对稳定——所以也就很难确定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编纂的──或者可以说开始编纂的年代之久远，以至最早的许多条目早已过时废弃了──至于残存下来的从何时开始积累，恐怕对我自己也是一个谜——但应该不会早于八十年代中——尽管八十年代末才标志着悲剧时代的彻底结束，而九十年代开启了喜剧的时代。我以为我的诗学风格成形也许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中——当时我默默地在上海写着与主流和民间诗派都不大相同的诗歌——试图把谐谑性带入诗歌中来，把抒情主体丑角化——但不是十分成功，现在看来是不成熟的，尽管也许我相对认同的诗歌同志们也不见得更成熟。我那时候还比较姿态高蹈，所以必须有其他的词条加盟进来，比如说口语。这些变化是否有法则？我不得而知——应该是与时代、与阅读都有关吧——当然也有些词条是长久存在的，比如感性和智性。
　　
　　关于词典的新陈代谢，我还没有足够的考察。其实，肥厚也是可能的，就像到了中年，发一点福也无可厚非，只要还没有肥头大耳——在诗学上，我不是一个饕餮，尽管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也不是极端的挑食者——这使得我的诗学成长史变得比较中庸——我说的是发展形态，而不是诗学本身。不过肥厚一词也许不是特别恰当，我倒是觉得会不会因为营养混杂长得怪异起来，变成类别不明的生物。
　　
　　康赫：你有意识地以诗歌的名义写下的第一个作品和你愿意在诗人的名下向读者公开的最早的诗作是否是同一个？选择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作为处女作来展示对你的写作意味着什么？
　　
　　杨小滨·法　镭：我猜，任何一个诗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会是否定的。“有意识地以诗歌的名义写下的第一个作品”——据搬家时发现的几本发黄的本子来看——是一首题为《临江仙·誓将主席遗志化宏图》的“旧诗”（不过完全没懂平仄格律），写于整整三十年前——那时候我还在念小学呢——从题目你就可以看出这篇东西是个啥玩意儿。就好比初恋，恋到结婚，恋到金婚银婚，恐怕是不大可能的——第一次的文学选择往往无知甚至愚蠢，往往只能成为日后的警惕——就像大多数初恋对于一个人的性爱史往往是不堪回首——不过，这种不堪回首往往是日后幸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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