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意在寻求一种前理论的、非客观化（非对象化）的经验构成方式，即对个体性实存（生命）体验及其周围世界的现象学的“思”与“言”。它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思想与言说动态生成的、不确定的个体实存（个体生命此在及其生活世界）？从这种“思”与“言”出发，如何达到一个普遍之物或者存在？换种说法，个体言说如何获致普遍意义？海德格尔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特别是以《存在与时间》为代表）动用了旧哲学（作为实存哲学的形而上学）的表达，借助于现象学的直接启思的力量，对旧哲学词语作了一种激发性的改造，形成了一套在他看来指向此在实际生命、有可能显示此在实际处境、并且对此在生命具有实行诉求的实存论思想词语，从而达到了个体分析和言说——实存论沉思和言说——的顶峰。
而前期海德格尔所面临的困难也在于：在这样一条实存论存在学——人们通常所谓“存在主义”——的思路中，海德格尔在思想策略上只能通过“此在”之放大和弥散获致普遍性，因而难以避免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危途；在表达方式上，海德格尔只能动用传统形而上学（实存哲学）的基本词语，虽然颇多创新，但也不免乏力和局促。这种困难正是导致海德格尔转向其他思与言的新尝试的动因所在。
二、与诗为邻的思想
1930年之后的后期海德格尔对于形而上学的反思更为彻底，而且放弃了前期那种重构哲学的企图。如果说前期海德格尔主要是从存在学哲学的角度批判形而上学，因此提供的是一种以希腊哲学为主线的解构方案，那么，后期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分析则是一种更为全面的形而上学批判工作，它包括了对希腊哲学传统线路上的存在学批判和希伯来—基督教传统线路上的神学批判。这是对形而上学问题结构的更深入的揭示。而这里所谓形而上学问题结构，我们可以把它表达为“先验—本质追问”和“超验—实存追问”的双重结构。⑩不仅如此，海德格尔后期干脆放弃了前期那种通过现象学和实存论来重建哲学的努力，而致力于探索一种后哲学（非哲学）的“思想”，于是形成一个海德格尔“存在历史”观意义上的“转向”，即从哲学到思想的“转向”(Kehre)。促使海德格尔实行这样一种“转向”的关键人物，无疑是哲人尼采和诗人荷尔德林。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海德格尔辞去弗莱堡大学校长之职后，开始同时关注和阐释尼采的哲学与荷尔德林的诗歌，用力甚巨，令人惊奇和赞叹。从哲人尼采那里，海德格尔所汲取的东西不仅仅是对西方哲学和神学传统的全盘否定和颠覆精神，而且还有尼采通过研究希腊悲剧时代的文化而形成的文化理想和文化观点。而从诗人荷尔德林身上，海德格尔找到了自己思想的一个诗意配对物，他把荷尔德林称为“诗人中的诗人”，引为自己的同路人。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身上发现了诗的力量，声称：“很可能有一天，我们必须从日常性中退出，必须退到诗的力量中去，然后再也不会像我们离开时那个样子回到日常生活中去了。”(11)
哲人尼采对荷尔德林的推崇显然构成一大助力，促使海德格尔去关注这位差不多在文学史上死而复生的诗人。还不止于此，海德格尔关于“诗”(Dichten)—“思”(Denken)分合的思想，显然源自尼采关于希腊悲剧时代艺术与哲学之关系的观点。尼采主要着眼于艺术的肯定性（创造性）与哲学的否定性（批判性），把艺术与哲学视为文化中两种基本力量；尼采认为，希腊悲剧时代之所以构成希腊文明的最高峰，乃是因为在悲剧文化中艺术与哲学这两种基本文化要素达到了一种控制性协调。(12)海德格尔完全接受了尼采这种艺术—哲学观，确认了“诗”的创造性（肯定）与“思”的保存性（否定），甚至也接受了尼采关于“诗人哲学家”(Dichter-Philosoph)这一“新人类”类型的预期；进一步，海德格尔更喜欢把“诗”与“思”的关系喻为“近邻”，以此来暗示“诗”与“思”——艺术与哲学——之间应有的相互交织、亲密区分的理想状态。我们知道海德格尔也与尼采一样，设定了前苏格拉底（悲剧时代）的完美文化状态，而这种设定是有当下指向的，在经过哲学（形而上学）时代的文化畸变之后，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探测后哲学的文化前景。海德格尔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诗的“近邻”——诗人荷尔德林。因此正如萨弗兰斯基指出的那样：“荷尔德林是诗的诗人，海德格尔想通过诗本身的诗这一媒介来把握自己的活动：思想本身的思想。”(13)
我们知道，荷尔德林赋予诗人以介于“民众”与“诸神”之间的“半神”(Halbgott)地位，刚刚从权力—政治舞台上退出来的海德格尔似乎由此找到了自己作为思想家的相应定位。而另一方面，从1930年代以后，海德格尔把“诗”与“思”规定为“存在之真理”的发生方式，而并不仅仅是——并不首先是——人类的主体性活动方式。这一点在1930年代中期的《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已有清晰的阐述：在那里，艺术（诗）被规定为原始的“存在之真理” （澄明与遮蔽）向“存在者之真理”（世界与大地）实现的基本方式。在相应语境中，海德格尔也提到了“思想”、“牺牲”和“政治”（“建国”）等。而在这样一种规定中，我们一方面看到海德格尔对于“诗”与“思”、诗人与思想家的显突地位的强调，另一方面又看到他对于主体性哲学及其对象性思想方式的自觉防御。愈到后期，海德格尔这种自觉益发明显，把“诗”与“思”看做人“应合”、“响应”于存在（本有）的方式，是“从……而来”(von)的方式，而非“对……”（über）的方式。海德格尔希望唤起这样一种经验：“一切凝神之思都是诗，而一切诗都是思。两者从那种道说而来，这种道说已经把自身允诺给被道说者，因为道说乃是作为谢恩的思想。”(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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