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壶到底容纳什么，以及如何起容纳作用？海德格尔从“倾注／馈赠”角度来说壶的容纳，进而展开“天、地、神、人”“四重整体”(Geviert)的宏论。(21)这一番议论不无玄奥也不无惊人之处，其基本意思是说壶这个物凝聚着“天、地、神、人”四大元素，或者说是这四大元素的“聚集”。我们在此不拟铺展海德格尔的论述，只想简单指出一点：海德格尔其实是要我们“转变目光”，摆脱科学的强制定向，而以非科学的态度去思量在富有意蕴的生活世界中的这个切近的物的呈现。这样的物是与我们亲近的，是关联着我们的，而不是等着我们去抽象的对象。 思想在此表现出一种沉潜有力的本色。但它仍旧免不了受到指责，特别是其中的“天、地、神、人”四方之说，仍免不了被指控为无节制的诗化浪漫。最大的指责指向思想的纯度和尺度。海德格尔本人自然也觉悟到这一点，在他1950年致一位青年学生的信中，意在回答后者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存在之思想从何处获得“指引”？(22)海德格尔反问道：为什么没有人问问，柏拉图是从何处得到指引的，才把存在思考为idea（相）的？康德是从何处得到指引，才把存在思考为“对象性之先验性质”，思考为“断定”（“被设定性”）的？在这种反问里含着海德格尔的大不满，而实际上，海德格尔自己心里也明白，人们之所以要这样来责问他，是因为他把“存在之思想”规定为“应合”(Entsprechen)，因此“看起来好像是无法无天的任意之举”。(23)
“应合”之思想乃忠于大地的返回之思。在后期海德格尔那里，个体思想与言说自始受到“召唤”，受到一个比人更强大的“大东西”（普遍者、存在、存有、本有）的引领。“应合”之思脱出了科学、逻辑和计算，那么，它从哪里获得自己的尺度和规则？一种非哲学的思与言如何可能是严格的，应取得何种严格性？如何不流于放肆和无度？(24)
我们且把海德格尔本人的一段辩护词记在下面：
“作为应合，存在之思想是一件十分令人迷惑的事情，因此是一件十分贫乏的事情。也许说到底，思想乃是一条无可回避的道路，这条道路并不想成为拯救之路，也并不带来任何新的智慧。这条道路充其量乃是一条田间小路(Feldweg)，一条穿过田野的道路，它不光是谈论一种放弃，而且已经放弃了，即放弃了对一种约束性的学说和一种有效的文化成就或精神行为的要求。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那个充满迷误的返回步伐，即返回到一种思索，这种思索关注着那个在存在之命运中预先确定的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的转向(Kehre)。这个从形而上学的表象性思想中脱身出来的返回步伐并不摈弃这种表象性思想，但它开启出达乎存在之真理(Wahr-heit des Seins)的要求的那种远景，而应合就在存在之真理中立身和运作。”(25)
结语：非推论的思想还能叫哲学吗？
上面我们概略地描述了海德格尔尝试过的三种思想可能性，或者干脆说思想的三条路径，即：个体此在的实存论沉思／言说、与诗为邻的思想、忠于大地的返回之思。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有所提示的那样，这种区分是必要的，但显然不能由此认为三者是各自孤立的、互不关联的甚至截然不同的思想类型。我们显然也不能把“这三种”——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思想方式完全归于海德格尔。实际上，“个体此在的实存论沉思／言说”本来就是欧洲形而上学传统中的重要一支，亦即与本质主义（柏拉图主义）传统相对峙、又与基督教神学的超验追问传统难解难分的实存哲学（实存论）路线，尽管这个思想路线在现代哲学以前（19世纪中期以前）一直处于隐而未发的边缘状态。(26)至于我们所谓的“与诗为邻的思想”，也还不能说是海德格尔的独创，不仅像维柯这样的近代思想家有过类似的文化理想，现代哲学中的尼采等哲人更是亲身践行了这样一种诗性之思。“忠于大地的返回之思”看起来似乎更具海德格尔特性，但究其实质，无非是一种带有节制姿态和神性期待的审慎之思——虽然海德格尔曾申言它并无“拯救”之义。
海德格尔的高人之处也许在于，他以自己的“思”与“言”的艰苦尝试和实践，把上列实存论之思、诗性之思、应合（期待）之思推向了彻底和极致境界，从而开启了后哲学（后形而上学）的思想的诸多可能性面相。
在前几年的一篇文章中，我表达了自己对于后哲学的“思想”的期待。我的基本看法是：后哲学的思想是一种非形而上学的思想，但它依然需要获得一种高度或深度，一种我愿意把它表述为“准形而上学的”高度或深度。我为此罗列了若干个理由，其中主要有两项：其一，后哲学的“思想”面对着一个被欧洲—西方哲学或形而上学所规定的普遍技术化了的现实，对此现实的政治—伦理维度的探讨是完全必然的，但仅有此类区域性的局部探讨又是不充分的。其二，人类今天所面临的文化形势可能是极端的、终结性的，用海德格尔的词语用法，人类大约正处于“完成”阶段，在此情况下，就必须有一种透彻的、深沉的、全局的思想来观照后哲学的全球文化状态。(27)
不难看出，这样一种想法多半带有海德格尔意味，而且差不多是逆流而动了。它所逆反的甚至可能是两种“主流”：一是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主流，因为我们所讲的思想是以哲学批判或反形而上学为前提的。二是当今哲学的主流，因为战后世界哲学，特别是后海德格尔的世界哲学，越来越表现出政治—伦理哲学或者实践哲学的偏向。而我们所期待的思想却要求着一种非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性，而不仅仅是具有政治—伦理的实践功效诉求的，这恰如海德格尔所讲的超出了理论与实践之二分的“存在之思想”。
虽然如本文所示，海德格尔尝试了后哲学思想的不同样式，但他的问题意识却是鲜明而集中的。在《现象学与神学》一文的“附录”（作于1964年）中，海德格尔把根本问题表达为：一种非客观化的（非对象性的）思与言的可能性问题。在这里，海德格尔也十分难得地提到了自己所代表的思想传统与卡尔纳普等哲学家的科学哲学传统（他称之为“技术—科学主义”）的尖锐对立。而海德格尔的重点则在于表明：只有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表象领域里，思与言才是客观化的，也即是要把事物设定为客体的。“而在此领域之外，思与言绝不是客观化的”。(28)如若不然，如若一切思想一概都是客观化的，那么，艺术和艺术创造就毫无意义了，那么，人文世界就毫无意义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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