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主的美梦
中国人做民主的美梦，大抵有一百多年了。从五四的时候，就讲民主与科学。民主是专制的对立项，科学是迷信的对立项。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并没有民主与科学的传统，大行其道的是专制与迷信。关于科学与迷信的冲突，本文不想过多涉及，我只是觉得，它们在一定的情况下，是可以结合起来的，譬如所谓的科学主义，便是对科学的迷信；而一代学者梁启超，就是因为过分相信科学，而死掉的。专制究竟好不好，也是很难说的；我们现在自然把专制说的一无是处，但在历史上，专制却也有过进步的作用。譬如秦王朝的大一统，那便是专制带来的。专制可能有诸多的不好，但人们一旦习惯了专制，却也没什么了。在我们的想象中，生活在专制下的人们，那还不是处于水深火热中么？虽然水深火热，但毕竟一代代地活下来了，而没有从地球上灭绝，我不知道，这应该感谢专制，还是应该感谢人们生命的韧性。专制在某种程度，就意味着强暴；我们反对专制，那是为了争得自由。如果我们争得了自由，那这自由又如何保证呢？靠专制么？如果靠专制，我们又何苦反对专制呢？可见，这自由只能靠民主来保证。可是，民主能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保证我们的自由呢？有人可能觉得，这是不成问题的，而实际上，这是很大的问题。其实，无论专制也好，民主也罢，都是统治人的方法，也即是说治人之术。专制，是一个人说了算，当然有些霸道；而民主呢，则是大家七嘴八舌形成公议，但公议的贯彻，依然要使用霸道。我的意思是说，不只专制和自由相冲突，就是民主，也和自由相冲突。所谓的自由，便是自己的意志得到贯彻；而民主所贯彻的意志，未必就是我们的意志。专制是一套程序，民主也是一套程序。专制的程序简单一些，民主的程序则复杂些。与专制联系在一起的，是继承制，就像古代的帝王，直接把自己的位置传给儿子；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是选举制，大官小官都是人们选出来的，那自然代表人民的意志了。较之专制，民主确实公道了。专制，不过是一言堂；而民主，则可以各抒己见，这才真正实现了孔子所谓的“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民主，是最能集众人之智的，而专制呢，却只能仰仗“天王圣明”。如同专制有它的发展历程，民主也有它的发展历程。有初级的民主，也有高级的民主，更有所谓大民主。民主得到贯彻，应该说是一个国家的福气，更是人民的福气。不过，我却有一层担心，民主是不是能够真正实现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意志会不会被淹没在民主的程序中？为人民选出的人是不是真的能够代表人民，为人民服务？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有所谓的民主监督。如果在考虑深一步，民主监督也是需要监督的。在这一整套民主程序、民主运作、民主制度中，我终于发现，个人的意志被淹没了。民主就如同一架庞大的机器，而个人，不过是庞大机器上的螺丝钉罢了。我们总是想象着民主多好；可是，真的民主来了，我们大抵也要悲观失望的。如果民主，还只是好听的名字，我们尚能觉得欢喜；但当它变成了一架庞大的机器，我们也在担心，自己会不会被民主给异化呢？我虽然不喜欢专制，但却从没有做过民主的美梦。专制要人人服从，但是，它还赞许“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自由；民主，则要人人当家作主，它似乎就不怎么容忍不食人间烟火之人了。亚里士多德说过，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做政治中人，完全可以有其它的选择。政治家，只是少数，民主与专制，只有对他们才具有意义。对于普通人来说，无论专制还是民主，只要自己的自由得到保证就是了。人们既然能够习惯专制，那自然也能够习惯民主。难道因为曾经在专制下呻吟哀号，就应该在民主中欢呼雀跃么？这虽是人之常情，却也大可不必。我总觉得，民主的斗士，往往具有专制的性格。所谓人民的意志，一方面太过抽象，一方面又太过混乱。如果从理论上讲，人民的意志应该是每个人意志的总和，但每个人的意志又岂会一样？所谓民主，其最高境界，也不过是大多数人意志的凝聚罢了。
（二）所谓的“大民主”
所谓的“大民主”，大抵即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当然这只是形式，它的实质内容，可以概括为：“革命群众要说话”。那么革命群众要说什么话呢？实际上，不必说，也知道是授意的那些话。什么两条路线的斗争啊，什么黑线专政啊，什么时刻要警惕啊。实际上，“大民主”抹平了民主与革命的界限，也即是说它把民主等同于了革命。革命群众的话，和当权者的当然不一样；可以说，革命群众的发言，就是对当权者的质问。因为在文革的背景下，革命群众是得到支持的，所以当权者面对革命群众的质问，也无言以对；而实际上，革命群众本就没想着让当权者应对，就是要噎死他们。在那个时候，大民主被描述为真正的民主；而资产阶级的民主，则是虚伪的，是欺骗人民的工具。文革点燃了“大民主”的狂潮；这种民主，没有什么程序，甚至除了政权之外，也没有其它的目标。革命群众一方面是自发的，另一方面则是被煽动的。民主本是中国人的美梦；可是文革中的“大民主”却成了中国人的噩梦。没有程序的“大民主”，只能搞乱社会的秩序。社会的秩序一团混乱，这难道是民主所追求的么？不过，当时自有高超的理论来解释这一切，譬如“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理论，便可以为“大民主”所造成的混乱辩护。“大民主”是极端的，它超越了民主发展的阶段，而直接进入了终极。从某种意义上讲，“大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它实质上就是暴力革命。实行“大民主”，是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当权者背离了人民。在文革的理论想象中，这个前提是存在的，而实际上，确实没有的。当权者和群众的关系，当然是复杂的；然而，在群众中间，对当权者确实有很多的道德义愤。可以说，这种道德义愤，从古至今都绵延着，从庄子所谓的“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到杜甫所谓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再到文革中毛泽东所谓的“当官做老爷”，这都是极其强烈的道德义愤。但是，基于这种道德义愤，用“大民主”或者暴力革命的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的弊端，就很成问题了。首先，这混淆了两类性质的矛盾，即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大民主”，在理论想象中，可以说是完美无缺的；它有着最大的真诚，这种真诚绝非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可比。在文革中，毛泽东可以说得到了空前的拥护，而这就来源于毛泽东最大的真诚。文革后，作为历史人物的毛泽东遇到了质疑，但是，却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他的真诚。可以说，他的真诚，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即便把这种真诚圣化，也是完全可以的。如果毛泽东没有这种神圣的真诚，便不会有什么“大民主”。实行所谓的“大民主”，意味着他几乎全部放弃了它所缔造的党以及由之建立的官僚机构。踢开党委闹革命，只能由他的真诚来解释；我们想象中的权力斗争，是解释不了这一切的。但是，我们又不能以毛泽东神圣的真诚来评价“大民主”，来评价文革。我们更应看到大民主的真实后果，文革的真实后果。其实，细想想，所谓“大民主”也只能存在于文革那样的非常时期。在以前，虽然讲民主，却不会讲“大民主”；而以后呢，人们看到了“大民主”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自然望之却步了。在“大民主”里，有着暴乱的因子；而我们要实行的民主呢，必须是可以控制的。没有人能够控制的住“大民主”，就是毛泽东这样的英雄豪杰，也不能。其实，对“大民主”有恐惧心理，是很正常的。“大民主”本身，就是狂热的产物。人们虽然一遍又一遍地强调冷静、克制，但对于狂热，却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虽然追求民主，但却并不欢迎“大民主”。“大民主”意味着什么，还不很清楚么？文革的一切，就是“大民主”的恶果。我们不会去否定民主，但是，民主也不能过了头。“大民主”就是过了头的民主;而过了头的民主，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完全没有了民主，也即是所谓的适得其反。揖别“大民主”，也是没有必要的；只要我们真正的民主了，那自然就会忘记“大民主”的荒唐。“大民主”的荒唐，却来源于我们最大的真诚，这难道不很可悲么？
（三）民主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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