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有自己的极限的。“大民主”就是民主的极限。“大民主”是要群众人人参与到民主中来。这固然是极高的理想，但是群众的人人参与，实在很难做到的。并不是人人都有政治的激情，相当一部分人，对民主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对民主没有兴趣，又没有政治激情的人，当然被视作“落后分子”了。“落后分子”是没有好日子过的，不是被批评，就是受教育。所谓的“大民主”，自然想着把“落后分子”也卷进来，以成就“大民主”之“大”。但是，有一个问题却值得注意，那就是人们有没有不参与民主的权利。毫无疑问，“大民主”取消了这种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却是应该得到保证的，因为这是人的自由。民主，即便是“大民主”，也不能够取消人的自由。我们当然是追求自由与民主的，但是自由和民主许多时候是冲突的。自由虽然不能把民主怎么样，但民主却往往会取消自由。在革命的语境下，自由主义即便不罪该万死，也应该口诛笔伐。在革命的队伍中，自由主义当然是要不得的；因为革命若想成功，那必须有铁的纪律，不能一个人想怎样就怎样。但是，在革命的队伍之外，能不能有自由主义呢？对于现代知识分子来说，自由主义是一个极好的传统，自由主义的境界也是为人们向往的。革命在将要胜利的时候，也在争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毛泽东的那篇《别了，司徒雷登》，做的就是这项工作。争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反对自由主义是不是矛盾呢？起初还看不出什么来，到后来，那思想的冲突就激烈了。在改造知识分子灵魂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无条件的接受，许多以死抗争的事例便说明了这一点；只是，很可惜，他们的以死抗争，争的却不是自由主义。那么自由主义好还是不好，又值得捍卫么？如果我们按照毛泽东《论反对自由主义》来理解，那自由主义是一无是处的。但是，知识分子所坚持的自由主义，并不是毛泽东所反对的自由主义，也即是说此自由，非彼自由。现代知识分子所坚守的自由，有两个源头，一个是西方，西方的自由主义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的时候，大抵把这种政治色彩剥离了，而主要接受的是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另外，自由主义也继承了中国道家的一些东西，主要是自由的精神境界。如果自由主义，只是偷懒耍滑、消极落后、满腹牢骚，那我想，是没有人坚守自由主义的。作为与集体主义对立的自由主义，几乎是没有什么前途的；但知识分子所坚守的自由主义又绝非这种声名狼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坚守的自由主义是非常迷人的；也正是这种迷人，使他们有了忍受声名狼藉的勇气。毫无疑问，“大民主”在挤压自由主义的空间，以致完全取消自由主义。当一个社会不再拥有自由的时候，人们可以把自由珍藏在自己的心中。可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已经深入到了人们的灵魂里，那心中的自由也就不会得到安宁。人们的心灵，可以说是最后的流放地了；如果在心灵里都呆不下去了，那又能去哪里流浪呢？把自由的空间挤完了，那民主也就推到了极限。推到极限的民主，已经不是民主了，而是另外意义的专制。民主再好，也有不参与的权利。我想，这才是比较理性的民主。真正的民主，不应该以广泛性为目标，应该看它在何种程度上捍卫了人们的自由。用民主去取消自由，那实在要不得。为争取自由，我们反对的是专制。因为民主能够保证我们的自由，所以我们才选择民主。如果民主不能保证我们的自由，甚至要取消自由本身，那和专制又有什么区别。可以这样说，民主的极限就是专制。专制完全可以打民主的旗号；而民主，却是专制的对立面。这种混战，扑朔迷离，很难让人分清是非。我们可以否定专制，但却不会否定民主；即便所谓的“大民主”即是专制，我们也不会去否定“大民主”， 我们只会说文革中的“大民主”不好。其实，对于文革中的一切，我们都是这个态度。我们不会去否定文革的根本精神，我们只会说它的许多做法不好，太过激烈，以致走到了事情的反面。如果有谁去否定文革的精神，那无疑是蚍蜉撼大树了。文革虽然有极大的错处，但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坐标上，这还是可以接受以至宽恕的。 （四）对个体自由的践踏
从终极意义上讲，民主是应该保证个体自由的；但是，文革式的“大民主”，却无情践踏了个体自由。那个时候，人们也是追求独立、自由的，不过在当时背景下，人们所强调的是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诚然，国家的独立、自由，是个人独立、自由的基础；没有国家的独立、自由，也就没有个人的独立、自由。那我们能不能为了国家的独立、自由，而牺牲个体的独立、自由呢？这当然是可以的，而且是高尚的。这较之为了一己私立，不顾国家民族大义，不知要强多少倍。主动的献身，是可激可赏的。然而，一旦这种献身成为一种要求或者说行为标准，就很可以怀疑了。要求每个人都去献身，这必然侵犯个体的自由。然而，文革时代，人们根本就不认同个体的自由；人们以为党的利益、国家的是利益高于一切的。人们即便承认个体的自由，也是在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前提下。而实际上，个体的自由同样是神圣的，不应该无情践踏。“大民主”，只考虑人们的当家作主，却没有考虑到人们除了当家作主之外，还要享受个体的自由。永远在那里当家作主，也是很无聊的事；游山逛水，享受生活的甜美，也是应该的。把每个人都绑在民主的战车上，确实威武雄壮；然而，历史重复搬演，也麻木了人们的神经，激动不起来了。再则，许多人只是想着无拘无束的生活，不想让政治的是是非非扰乱自己平静的内心。但大民主，显然不会考虑到这些人的想头。在大民主看来，人人参与，当家作主，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可是，有许多人，偏生不认同这个。在想象中，为官做宰，应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可就有人把这视做极大的痛苦。尧舜不强巢由，所以大民主，也没有必要把每个人都卷进来。所谓民主，也就是凝聚大多数人的意志；而大民主呢，则是凝聚所有人的意志。显然后者是不现实的，只要凝聚起大多数人的意志 ，就很不错了。民主，尤其是文革的“大民主”，很容易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可以说文革，就是这种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然而，这又是可以理解的。每一个国家，都是有它的敌人的；况且有敌人，也未必什么坏事；我们都知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对于敌人，除了镇压、专政以外，也没有好的法子。虽然化敌为友，是人们向往的，但实在不容易做到。文革时候，是不讲宽恕的，人们都在义正辞严的批判人道主义。从猛烈地批判人道主义，必然走向神道主义和兽道主义。神道主义，就不用多说了，人们同拜一尊神；而兽道主义呢，则把阶级敌人当做禽兽、虫豸，在禽兽、虫豸面前，那些无比高尚的人们，似乎也表现出了兽性。在文革中，个体的自由是被践踏了。只有以人的态度来对待人，个体的自由才能保证。很可惜，人们一方面把人当做神，另一方面又把人当做兽。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其实把个体的自由看得很重，《共产党宣言》中说：“每一个人的自由与发展，是一切人自由与发展的条件。”很可惜，这种重视个体自由的传统，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被淡化了。人们强调最多的，不是个体自由、人的全面发展，而是集体主义、牺牲精神、献身精神。诚然，集体主义、牺牲精神、献身精神，是夺取革命胜利的法宝；但问题是，革命胜利之后，这些东西，是不是有价值，能否继续成为主旋律。这些东西，当然有价值，就是成为主旋律，也是完全应该的。然而，在和平建设中，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主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了个体自由的重要性。个体不再是集体的附庸，他开始寻求自己的独立。也可以说，个体的自由同样是神圣的。而所谓的自由主义，也不再是人们所批判的那种了，而是具有了崭新内涵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要求保障的是个体自由，而且在寻求人的全面发展。人们所认同的民主，更像马克思所讲的“自由人联合体”；并且人们关注的重点是自由人。社会主义正在和自由主义合流，这在文革时代是很难想见的。人生而自由，这才是人们的信条；既然是生而自由的，那就要求打破无往不在的枷锁。个体的自由，是不容践踏的；不管谁去践踏个体的自由，都会遇到激烈的对抗。民主本身就意味着自由，又怎么能打着民主的旗号践踏自由呢？
（五）从手段走向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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