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把文革作为研究对象,实在是一种精神的冒险。即便把文革看做灾难与浩劫的,恐怕也不会否认那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吧。没有人指责它的肤浅,因为它是最深刻的;也没有人说它是浮躁的,因为它有理想主义的闪光。文革,可以说把各种精神都推到了极限,被推到极限的精神,总不免引起人们的狂热与疯狂。狂热与疯狂是最为可怕的,因为他会冲昏人的头脑。1958年的大跃进可以说是狂热的经济浪漫主义;那个时候,虽说狂热的离谱,但毕竟只局限在经济的领域。但1966年—1976年的文革,就不一样了,它的狂热泛滥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然而,惟一让人诧异的却是人们居然可以狂热十年,而热情不减。也许把这十年全都说成狂热的并不对,但那个时候的主旋律确实是狂热。我认为,那个时候狂热的核心是信仰的狂热。甚至这种信仰的狂热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狂热,而是对毛泽东信仰的狂热。在文革中,毛泽东成为了神,这是勿庸置疑的事实。有的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毛泽东毕竟是无神论者啊。但是无神论者并不能保证自己就不会成为另外一种神。精神的极致必然通向信仰,而信仰在本质上,就是对神的信仰。如果一种东西成不了“神”,那是无法唤起人们信仰的。而神一旦唤起了人们的信仰,没有不导致狂热与疯狂的。在狂热与疯狂面前,最紧要的是冷静;但是,你看看,狂热与疯狂的人们又哪个冷静的下来呢?如果从病理学的角度讲,文革可以说是历史的精神病时代,因为那个时候,人们集体疯狂。那么,在集体疯狂中,有没有人举世皆狂我独醒的人呢?当然有,主张从理想主义回到经验主义的顾准就是著例。但是,这样的人很少,而且在当时也不起什么作用。只是到了文革后,顾准才被发掘出来,当做市场经济的先驱。有人说,顾准的文字变成铅字,挽回了一代知识分子的集体名誉。说这话的人,其实并不怎么看重顾准的思想,而只是关注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集体名誉。理想主义往往导致狂热与疯狂,而经验主义则是比较冷静的。狂热的时候,易冲动。因为冲动而做好事情的,并不多见;只有冷静下来,权衡利弊,从长计议,才能做好事情。有人说了,从理想主义回归到经验主义,是不是意味着放弃理想主义呢?我想,也不是的。理想主义的好处,我们是知道的;没有理想的人,和行尸走肉,实在没什么差别的;但因为理想主义可以带来疯狂,所以我们也要控制它,让它从属于经验主义。理想到了极致就是空想;而空想,也确实应该得到点教训了。我所以把进入文革,看做精神的冒险,那就是生怕染上了狂热与疯狂。文革中的许多东西,都是美好动人的;如果不美好动人,那也不会举国皆狂了。我认为,研究文革有三点要注意,一是冷静,二是冷静,三还是冷静。只有冷静,才能够履险如夷。当然,我也知道,绝对的冷静是做不到的,即便做到,那研究也不过僵尸式的研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热情,在研究对象那里倾注热情,也是很自然的。惟有充满热情的研究,才会让研究对象获得第二次生命。所以,研究文革,在应该冷静和热情之间取个折衷,既不乏冷静,也不缺少热情。在《荷马史诗》中,奥德修纪在远征特洛伊,回故乡的途中,经过一个海岛。这海岛上住着一个魔女,她有动人的歌喉。每当有船只经过,她就展开那动人的歌喉,把人家引诱过来,然后吃掉。奥德修纪,既想聆听那动人的歌喉,又不想被诱惑到海岛上去。于是,他便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同船的人,都塞住耳朵,然后把自己绑在船上,惟独自己不塞住耳朵。这样,他既听到了魔女动人的歌喉,又不曾被诱惑到海岛上去。这两全其美的办法,也只有绝顶聪明的奥德修纪能想到吧。在冷静与热情之间取个折衷,也有师法奥德修纪的意思。因为冷静,所以把自己绑在船上;因为热情,所以没有塞住耳朵。文革的好处,非热情不能体验;文革的坏处,非冷静不能避免。进入文革,虽是精神的冒险,但只要冷静,就可以履险如夷。冒险的快乐,实在平地上行走的人们,所永远无法体会的。也许,精神的冒险当是人间的极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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