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忠诚，并不错
大抵忠诚，并不错。因为忠诚拥有最多的正面含义，即便它只是冠冕堂皇的标榜，但谁又会忽略它的好处呢？为臣子的，要忠诚于君主，这是封建时代的观念；而我们现在呢，也要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人民。所谓的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人民，就是把自己的一切全部地毫无保留地奉献于国家，奉献于人民，而永远不背叛国家，背叛人民。我们讲忠肝义胆，讲“青山有幸埋忠骨”，这都是对忠诚的最好褒奖。但同是忠诚，如果对着坏人、敌人、罪大恶极的人，那就有了负面的含义。我们骂汉奸像狗腿子，自然是说汉奸象狗一样忠实于人民的敌人。狗，是天底下最忠实的动物，但成为狗腿子就不怎么好了。不过，我们这里先忽略忠诚的负面含义，而只看正面的。其实，正面的忠诚，往往也蒙受恶名的。我们知道岳飞是忠臣，却屈死在风波亭；秦桧是奸臣，却大富大贵。有人说了，秦桧那是千秋骂名；而岳飞呢，谁不知道他精忠报国呢？可是，千秋骂名，对秦桧自身又有什么损失呢？纵然天下都知道岳飞精忠报国，不也还是屈死在风波亭吗？其实，伦理主义并不是历史主义的对手，推动历史前进的往往是人的欲望、邪恶、野心。当然，这并不是说秦桧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而只是说，他在历史面前，成了胜利者；这也并不是说岳飞精忠报国就错，而只是说，他在历史面前，成了无奈的失败者。忠诚被枉杀，我们依然知道它是忠诚。但是，当忠诚被当做叛逆，又是怎样的痛苦呢？明代的袁崇焕可谓抗清的英雄，但却被当做汉奸凌迟处死，这是怎样的冤屈啊？如果这样的话，人们真得要怀疑忠诚本身了。在封建时代，忠君爱国的观念对不对呢？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忠君不等于爱国，甚至有的时候，爱国却不必忠君。因为这天下并不是君主一人的天下，而是万民的天下。君主中，有许多昏庸的，荒淫无耻的，是非不分的，忠奸不辨的。而忠于这样的君，实在没有多大的必要。当然，这要算民主思想了；但是，我们又必须顾及封建时代的实际，因为在大多情况下，所谓的君就等于国；也就是说，忠君即是爱国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我在想，那究竟是什么使忠诚蒙受了恶名呢？大抵即是所谓的“愚忠”。忠诚是对的，但愚忠就不好了。什么是“愚忠”呢？也就是“文死谏，武死战”。文死谏，于事何补呢？武死战，又于国何益呢？这些都不在考虑之列的，它只要证明我是忠诚的，这就够了。可以说，“愚忠”的致命伤就是不达权变。就像宋明理学，平时高谈性理，而到危急时刻呢，自然是“一死报君王”。 “一死报君王”，但君王可能照样亡国。所以，愚忠是没有用的。愚忠是站在伦理主义立场上的；但是，最为紧要的还是历史主义。我们虽然讲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但二者还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当然，有人可能讲了，是把伦理主义统一于历史主义呢，还是把历史主义统一于伦理主义呢？如果把伦理主义统一于历史主义，那就可能大骂小人得志，而为那些忠肝义胆的人鸣冤叫屈了；如果把历史主义统一于伦理主义呢,又要大骂那些不达权变的腐儒，只知道“临危一死报君王”了。我总觉得，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还是可以折衷一下的，也就是说既通达权变，又有忠肝义胆。忠肝义胆，是人的道德境界；而通达权变，则是处理现实事务的能力。道德境界再高，未必处理得了现实事务；而现实事务处理得再好，也未必有多高的道德境界。不过，细细想来，“愚忠”，也算不得多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现在对传统文化陶醉得不得了，却往往忽略了，所谓的“愚忠”，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不达权变的“愚忠”，自然是应该否定的；但否定“愚忠”，并不意味着否定忠诚。忠诚，又通达全变，这才是最好的。然而，通达权变的人，又往往有许多歪心思的。他们往往因为通达权变，而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于是走上叛逆的路。我们知道有个说法，叫做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又是肯定叛逆的精神的。如果肯定了叛逆的精神，那势必否定了所谓的忠诚。我们虽然讲忠诚，但忠诚的实质是什么，我们又真的清楚吗？
（二）可以理解的叛逆
为什么叛逆是可以理解的呢？因为我们找不到忠诚的理由。我们看一下谭嗣同在《仁学》中讲的“古之所谓忠，以实之为忠也。下之事上当以实，上之待下乃不当以实乎？则忠者，共辞也，交尽之道也。岂可专责之臣下乎？孔子曰‘君君臣臣’。又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教主言未有不平等者。古之所谓忠，中心之谓忠也。抚我则后，虐我则雠，应物平施，心无偏袒，可谓中矣，亦可谓忠矣。君为独夫民贼，而犹以忠事之，是辅桀也，是助纣也。其心中乎，不中乎？”一个人完全忠诚与另外一个人，这可以理解吗？我觉得是不可以的。每一个人都有独立的人格，所以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把自己交付给别人。朋友相交当然要诚实，但只要“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就够了。所谓忠诚，大抵是没有独立人格的标志。实际上独立的人格太少了，大多人所拥有的都是依附人格 。依附于别人，自然拥有了依附人格。正因为依附于别人，所以才有了忠诚与背叛的问题。为什么要依附于别人呢？很显然，是从别人那里获取利益，或者得到庇护。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想要获取利益，那就要支出自己的人格。依附于别人，就要忠诚于别人。如果有朝一日，不想依附于别人，要自立，或者换个主人，那这就是背叛。我们最为嫉恨的，大抵就是背叛。在古代，所谓背叛，就是谋反，而谋反是要杀头的。在封建的道德中，更是容不得背叛，所谓“忠臣不事二主，贤女不事二夫”。但是，我们根本就找不到忠诚的理由，又何所谓背叛呢？我觉得，做一个人格独立的人，是谈不上忠诚，也说不上背叛的，当然，我这有点理想化。只有曾经忠诚，才能说得上背叛。但对于背叛，似乎又为许多人所欢迎，哪一个揭竿而起的人，不在那里招降纳叛呢？在文革中，有句话，是非常流行的，叫做“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这反戈一击，大抵即所谓背叛吧。所以，背叛有没有积极的意义，要看背叛谁，又投向谁。背叛反动派，投向人民，那自然是值得肯定的；可若背叛人民，投向反动派的怀抱，那可就要为人民所不齿了。我觉得，叛逆的精神大抵还是可以肯定的。在五四时代，就弥漫着那种叛逆的精神。叛逆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封建道德是吃人的道德，难道新生的青年要等到这道德把自己吃了不成。对旧世界、旧道德、旧文化的叛逆，是可激可赏的，因为叛逆实在是为了世界、道德、文化的新生。叛逆之名，当然是恶名；但是谁又甘心情愿被恶名给杀死呢？自古以来的通例都是成王败寇，连斯大林都讲“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开始是叛逆，但胜利了之后，就不仅不是叛逆，而且成了开天辟地了。说实在的，叛逆的精神，就是为了生存，为了发展，为了前进。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是以长者为本位的社会。尊老、敬老，这自然是美德，但是一切为了老者，把幼者新生的路给堵死，就不对了。所以，鲁迅先生主张建立以幼者为本位的社会，一切为了幼者的发展，那一句“救救孩子”，就非常震聋发聩。在长者为本位的社会里，幼者是倍受压抑的。而把长幼的本位颠倒过来，就为幼者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实际上，幼者、青年人，又是非常有力量的。我们常讲的初生之犊不畏虎，雏凤清于老凤声，这就是对幼者力量的赞颂。如此簇新的精神，你忍心说，这就是叛逆么？叛逆就是叛逆了，难道还把人吃了不成？正是为了避免被人吃了，所以才有了叛逆的精神。我们知道，叛逆的一代往往是最有出息的一代，跨掉的一代往往能够站在巨人肩上。当然，有人可能揶揄道，站在巨人肩上的，可能是侏儒。但是，侏儒能够跃到巨人的肩头，也着实不易。谁说叛逆的一代是侏儒呢？你说人家是侏儒，人家就是侏儒么？许多时候，也只有叛逆能够冲脱旧思想的束缚。至于以忠诚相标榜的人，往往墨守成规，很难有什么创新。忠诚？忠诚于谁？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人民。这是最好的标榜的，可标榜这有什么用呢？鲁迅先生说，叛逆的猛士屹立与人间，于是天地也变色了。叛逆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叛逆的精神，也许永远都无法走出爬虫时代。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讲，叛逆是等同于创新的。 （三）徘徊在信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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