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信仰之间徘徊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知道，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信仰；但我们却又只能选择一种信仰。同时拥有两种信仰的人，是不存在的。虽然我们可以从一种信仰，转移到另一种信仰，但这种转移是非常艰难的。大凡信仰，那便是绝对正确而又不容置辩的；我们只会指责别人的信仰怎样乖谬，却很少怀疑自己的信仰。然而，我们一旦怀疑自己的信仰，那便蕴含着转变的因子。我们知道，信仰是通向真理的，就像革命者所讲的，我们的信仰乃是宇宙的真理。如果怀疑自己的信仰，那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的信仰并不是宇宙的真理。宇宙的真理是绝对的么？所谓真理，自然有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之分。绝对真理只有一个，但相对真理却是多种多样的。在相对真理面前，我们可以说真理愈辨愈明；但在绝对真理面前，我们却不好说什么，也许我们永远也达到不了绝对真理吧。相对真理，并不能够导致信仰；而只有绝对真理，才能够成为我们的信仰。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绝对真理，那就理所应当只有一个信仰啊。可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信仰呢？难道是因为人们对绝对真理的认识不同吗？既然人们对绝对真理有不同的认识，那这不同的认识就顶多是相对真理。相对真理虽然不能够导致信仰，但人们信仰的又大都是相对真理。如果人们信仰的都是相对真理，那各种各样的信仰岂不成了盲人摸象。如果只是盲人摸象还好，问题是大家还要为所谓的信仰争个头破血流。多有战争是为信仰而战的，欧洲的十字军东征就是著例。我们中国虽然没有所谓的宗教战争，但是中国革命本身何尝不是为了一种信仰呢？我们为什么选择这种信仰，而舍弃别样的信仰，这恐怕不只在信仰本身吧。我们选择一种信仰，固然是因为这种信仰道出了真理，但更大的原因却还是现实的成败。人不会凭空去选择一种信仰，凭空选择的信仰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就像毛泽东讲的，我们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它能够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什么叫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呢？那就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但是，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前，人们是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洪水猛兽的，在人们的想象中，好像马克思主义不过共产共妻的别名。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呢，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才被公认。是马克思主义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呢？还是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呢？也许，这样提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并不是理论决定的，而是千百万人的斗争实践造就的。但是，科学的理论毕竟掌握了群众，从而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实际上，把问题还原一下，也即是，是是非决定成败，还是成败决定是非？毫无疑问，是成败决定是非，而不是是非决定成败，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成王败寇”。只要你胜利了，自然有人说你的好话，把你恭维为英雄豪杰；可若失败了呢，大家就会骂你为草寇、反贼。这里面还有什么是非么？即便有是非，谁又说得清呢？虽然从理论上讲，是非是是非，成败是成败。但是这是非争到一定程度，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无谓的口舌之争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那只好“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效原血。”既然是成王败寇，那只好用成败来定是非了。你不是说自己是正确的么？可是为什么失败了。既然失败了，那就证明你是错误的。你不是攻击我们是错误的么？可为什么我们胜利了？既然我们胜利了，那我们就是正确的。这样的逻辑对不对呢？也只有天知道。我们选择一种信仰，就是为了求得真理，也就是争出真是真非。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这世界上似乎没有什么真是真非，而只有成王败寇。那么，选择信仰还有意义么？在信仰之间痛苦地徘徊，还值得么？从一种信仰走向另一种信仰，真正煎熬着我们的，就是忠诚与背叛。忠诚于一种信仰，并不错；从一种信仰转向另一种信仰，也许是精神的飞跃，但这飞跃本身却可能意味着背叛。我觉得，与其在忠诚与背叛中煎熬，倒不如什么信仰也没有的好。当然，有人说，没有信仰，也是一种信仰。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信仰当做人生的风景，而定要在忠诚与背叛中煎熬呢？
（四）是忠诚，还是背叛？
是忠诚，还是背叛？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有的人因为选择忠诚而名垂青史，文天祥、史可法都是这个样子；有的人因为选择背叛，而遗臭万年，秦桧、汪精卫都是这个样子。既然如此，那我们就选择忠诚吧。然而，选择忠诚又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们知道苏武牧羊的，饥吞毡，渴餐雪，持汉节十九年不变，但最终又得到了什么呢？虽然“白发丹心尽汉臣”，但是归汉之后，位不过典属国。也就是说，从忠诚这里，我们几乎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甚至要受到许多苦难、磨折。如果为得到好处而选择忠诚，那实在是没有必要的。我们选择忠诚，只是为了一种精神，或者说义无反顾。为了忠诚，即便是抛头颅洒热血，也是值得的。忠诚，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在忠诚面前，我们也只有四个字，那就是“无怨无悔”。我们知道有个说法，叫做不变的忠诚。我们不禁要问：忠诚会变么？世间万物都处在变迁之中，这忠诚自然不会例外。如果忠诚不会变，那又怎么有的背叛呢？背叛，就是忠诚向相反的方向运动。既然忠诚可以转变成背叛，那我们说不变的忠诚，岂不是欺人之谈么？对有的人来说，忠诚是不变的；但对有的人来说，则不尽然。我们知道，苏武是忠诚的，但他的好朋友，李陵则选择了背叛。但是，对于李陵，人们似乎并不怎么谴责，反而寄予了极大的同情。李陵选择背叛是有自己理由的，以三千之兵与十万匈奴交战，但是无人支援，于是兵败被俘。而在这之后，汉朝皇帝（武帝）在未了解事实之前，就杀了李陵全家，连为李陵辩诬的司马迁也被处以宫刑。本来李陵并没有投降，但知道了这样的事实，却只能投降。我们可以说，李陵没有苏武那样的民族气节，但我们又同情他的冤屈，忠于这样一个是非不分的皇帝，又有什么用呢？当忠诚本身被怀疑，那离背叛就不远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背叛，都是千古骂名；许多时候叛逆的精神，又是可激可赏的。我们知道，鲁迅先生是被描述为封建阶级的贼臣贰子的，但惟其如此，他才会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友人乃至战士。从旧的营垒中杀出来，又对旧的营垒反戈一击，当然更容易置敌死命。所以，对于所谓的忠诚与背叛，我们不能盲目的肯定或否定，而要看他忠诚于谁，又背叛了谁。有的时候，忠诚实在就是背叛，而背叛亦不失为一种忠诚。忠诚于敌人，那就是对人民的背叛；而背叛了敌人，也是对人民的忠诚。我们并不喜欢狗腿子，虽然狗腿子也非常的忠诚，但他们所忠诚的，却是人民的敌人。但是，在忠诚与背叛之间，有太多的烟雾弹了。在烟雾弹的笼罩下，我们就很难搞清楚谁是真正的忠诚，谁又是可耻的背叛。我们只能说真金不怕火炼吧，在大浪淘沙之后，真正的金子总会脱离渣滓显现出来。在革命的时代，就有所谓的“敌中有我，我中有敌”；而在文革中，这一点似乎更明显。我们知道，所谓的文革，虽然轰轰烈烈地搞了十年，似乎连真正的敌我都没有分清。文革的敌人究竟是谁，是很模糊的；也正因为这模糊，所以才有了那么多冤假错案。那个时候也讲“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但问题是谁受蒙蔽，又受谁的蒙蔽。也许大家都被蒙蔽了吧。那大家又被谁蒙蔽了呢？被林彪、四人帮么？恐怕他们还没有那样的本事。也许，只能是自己被自己蒙蔽了。如果自己有一双火眼金睛，又怎么会被蒙蔽呢?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这雪亮又亮在哪里呢？既然自己被自己蒙蔽了，那又向谁反戈一击呢？自己么？想来也只有如此了。那时候，别说大家被蒙蔽了，就是连毛主席也被蒙蔽了，梁漱溟先生不是讲么？“林彪欺骗了毛主席，毛主席错认了林彪，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什么忠诚，什么背叛；到头来，却是整天“三忠于，四无限”的人叛党叛国。庐山没有炸平，地球照样转动，但林彪却折戟沉沙了。其实，林彪并不是生来就选择了背叛；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他还是忠诚的。三大战役有两大战役都是他指挥的，如果他生来就选择了背叛；那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背叛？如果在那个时候背叛，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固然要公正地对待那段历史，但为什么一个原本忠诚的人，却走向了背叛的末路呢？难道仅仅是权力欲的腐蚀么？
（五）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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