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郎咸平的经济学知识和见识，他不会不知道，在没有涉及制度的情况下，仅仅就个案本身谈公司治理是极其肤浅的。以兰州市和法国威立雅的合同而论，首先是政府权力没有受到制约的结果。类似这样的案例，在当下的中国比比皆是。正如郎咸平所说，水是关系到民生的大事。那么，我们需要质疑的是，地方政府是否有权将此以甩包袱的形式卖出去？这一问题显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行为，首当其中的是政治权力的边界问题。很难想像，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地方政府敢于如此胆大妄为，在没有征求公众意见的情况下就擅自作出这样的决定。
除了对于经济制度等核心问题的有意规避之外，郎咸平也回避了劳工福利问题。在中国，劳方被资方过分掠夺“人口红利”的现象及其普遍，诸如富士通等公司的劳资纠葛等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但是，郎咸平很少涉猎。在他与顾雏军、赵勇的争执中，很多读者都称许他的良心和责任感。而在劳工权益和劳工福利方面，郎咸平几乎无所作为。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的“富士康事件”，郎咸平并未在书中涉及。这一点恰恰又是无法忽视的大问题——无论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具体的公司研究，劳资双方的权益保障都极其重要。在郎咸平的经济个案分析中，几乎没有涉及这一问题。
在《帝国主义在中国》，《产业链阴谋》等系列图书中，郎咸平以部分经过挑选的案例为基础，用弱者心态制造敌人（新帝国主义）→煽动民意（我们被算计）→唤起仇恨（外资都很贪婪）等方法迎合了部分人的心理，使得他们的弱者心态和类似的情绪经由郎咸平唤醒之后获得了释放和共鸣。只是这些理由经不起理性的分析和推敲。而郎咸平的“一个经济学家的良心话”则凭借“注意力经济”获得了“成功”。
在我看来，被称为“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的郎咸平，对于具体的公司治理等极其熟悉，其分析也颇为透彻。但是，郎咸平的问题不在于其经济学知识的缺陷和对中国国情的误读，而是其有意采取的话语策略和言说立场。较之一般的知识性缺陷和判断性失误，郎咸平的这种态度更值得我们警惕。另外，他对于经济问题背后的制度、法治，以及劳工福利等问题的回避，显示他只讲了部分真话，并在故意误导大众。只有真正了解郎咸平的问题所在，我们才不致被他所误导，对于经济现象背后的各种复杂原因熟视无睹。
本文由《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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