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的研究对象虽然是文革，但是又不限于文革的。我的意思是让古今中外的思想在这里交汇。而实际上，对于波澜壮阔的文革，各家各派都有话说的。几乎各种各样的思想都进入了文革的试验场，也正因为如此，文革才会成为宝库。但是，各种各样的思想，一进入文革的炼炉，似乎都进行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而我们所谓的脱胎换骨，也就是被颠倒。颠倒是一种极端的手段，而脱胎换骨则给人以再世人为的感觉。再没有像文革那样，人们迫切地感到人类的思想需要改造，需要脱胎换骨的变化。那个时候，人们以阶级论为核心，给古今中外的思想都贴上了标签。而古今中外的思想似乎大多数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为统治阶级服务，那就不只是奴颜媚骨的问题了，简直就是罪该万死。为统治阶级服务，那还能有人民的好么？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那些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必须颠倒过来，让它们为人民服务。于是，对古今中外的思想，也就无所谓研究了，只要贴上标签，然后再打倒或者颠倒就是了。也正因为这一点，一些不学无术的人可披着阶级论的外衣，在学术界挥舞大棍，而成为所谓的“文棍”，姚文元便是著例。说姚文元完全的不学无术，大抵也不符合实情，因为他毕竟能写出那样的长篇大论。在他的长篇大论中，到处都充满了质问的语气；他并不管别人的学术观点怎么样；他只是质问人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讲这观点的。然后，他再引人家充满歧意的表述（充满歧意那就意味着可以随意误解），说人家是站在反动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立场上。人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而他又挥舞大棍，猛烈地批判人家，那他自然就是无产阶级的忠勇战士了。姚文元的这套方式可以说是所向无敌的，他完全可以在任何领域，包括他一无所知的领域，展开猛烈的进攻，而且无往不胜。文革中的大批判，行的显然不是中庸之道，它非常的偏激，“左”得过火；可以说大批判，走的就是极限之路。我们现在知道，极限之路是不好的，还是中庸之道好一些。多少半瓶子醋的人，在那里“极高明而道中庸”啊。我想，如果文革的大批判，对着这些人，那倒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不过行中庸之道的人，是很为人们欢喜的，至于偏激，过分的“左”，则让人厌倦。认识到极左的危害，是很不容易的；既然极左有那么大的危害，那我们就应该远离它。远离它，那也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行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不会把人类的思想推向极限的；中庸之道总在各种思想之间调和、折衷。调和、折衷的思想，很容易被误解为骑墙；但是，没有调和、折衷，就没有各种思想的兼容，同样也不会有学术的繁荣。文革的学术思想虽然是“全国山河一片红”，但却并不繁荣。学术思想繁荣的标志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然而，那个时代，开的都是红花，鸣的都是一家之言。虽然是极端的年代造就极端的思想，但是极端的思想也会成为极端年代的先导。极左思想，并不是在文革时代冒出来的，在中国革命史上，它有极深的渊源。极左思想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但是在中国革命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理性，有效地扼抑了极左思想，所以中国革命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虽然文革背离了经验理性，但是它又没有完全放弃经验理性；而这也为最终走出文革，奠定了基础。人类思想的极限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任何伟大的思想，只要走到了极限，就会向它的反面转化。民主思想是伟大的，但民主的思想到了极限，就会滑向专制；自由思想是伟大的，但自由的思想到了极限，就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当然，人类思想的极限，往往被认为是最高境界。但是物极必反，最高境界即是绝境。所以，我并不主张把人类的思想推向极限。人们又不由自主地把思想推向极限，而所以如此，那就是为了争夺天堂。也正是因为各种主义、学说、宗教，都在争夺天堂，所以它们把人间变成了地狱。其实，所谓的最高理想、最高境界，做梦时侯想想，是可以的；若要大同世界、桃源社会、极乐天堂，真的降临在人世，那可就是痴人说梦了。思想的常态比思想的极限要好一些。思想到了极限，那种救世的情结就会作怪，而若思想处于常态，倒有些自知之明。 （四）社会历史的极限
我说过的，极端的思想往往是极端时代的先导。当然，把极端的时代归罪于极端的思想，是不合适的。疯狂的思想，在思想家这里，无论怎样疯狂都是可以的。因为他没有侵害别人，也没有导致人类的罪恶。疯狂的思想家，不只没有罪恶，相反他本身往往是非常善良、老实的。他的一生往往是悲剧的一生，同时代的人并不理解他；而他的思想，也只能为未来时代的人们接受。这样疯狂的思想家可以以卢梭和尼采为代表。卢梭自由民主的思想引起了法国大革命。我们看卢梭的影响，大多还是正面的；可若看尼采的影响，则是负面居多。尼采的强力意志可谓纳粹思想的失导，而纳粹也把尼采作为伟大人物顶礼膜样，希特勒更是非常兴奋地与尼采的塑像合影。但是，尼采本人，却与纳粹一丁点儿的联系都没有，从精神的谱系上去罪责尼采，实在很冤枉。尼采的悲剧较之卢梭的，更为深刻。卢梭成为了圣贤，而尼采呢，却是十足的疯子。尼采虽然疯，但并不影响他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可以说他是现代哲学的开创者。现在不是要批量生产尼采么？可见其影响之大了。哲学家的疯狂，我们可以当做悲剧来接受；但是，社会历史的疯狂，我们就很难接受了。社会历史被推到了极限，那就必然导致疯狂。说实在的，我们并不喜欢社会历史的疯狂，因为人最大的悲哀就是生活在不理智的时代。有人说了，人类历史若要前进，似乎很难避免疯狂。然而，和平演进的改良道路，是不是更好一些呢？法国大革命是以理性的疯狂著称于世的，虽然它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历史进程，但是它的失败同样是事实。而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在另一块大陆上进行的美国独立战争，并没有理性的疯狂，却成功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另一种方式，另一种选择，所以也就造就了另一种道路。社会历史并不是只有推到极限，才会进步。许多悄悄进行的变革往往影响深远。不过，我们还是审视一下社会历史的极限吧。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应该说都是社会历史的极限，但是，这些极限，又似乎都没有十年文革的极限深刻。无论法国大革命也好，十月革命也罢，它的着眼点都在政治制度的变革。法国大革命，是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十月革命则是为了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文革呢，虽然也是一场政治大革命，但它的最终着眼点，却放在了文化上，要实现灵魂的大革命。人的灵魂的大革命，被林彪描述为“精神原子弹”。真正原子弹的威力，我们是知道的，它不只可以炸死几十万人，还有持续的核辐射、核污染，甚至让一个地方寸草不生。人类制造的原子弹加起来，可以毁灭地球好几次了。但是，精神的原子弹，什么样儿，又有怎样的威力，也只能模拟想象了。想来一提到精神原子弹，在我们脑海里浮现的就是蘑菇云吧。精神原子弹的威力是不小的，只是不曾想，林彪自己却成了一枚精神原子弹，在中国政坛炸裂，而震惊世界。有人说，比喻是天才的标志。林彪所谓“精神原子弹”的比喻，就证明他是一个天才吧。而且，林彪这天才，不只是一般的天才，而且是提出“天才论”的天才。林彪提出“天才论”虽然是为了抬高毛泽东，但那意思还是为了鼓吹自己。我一时还真想不出，可以象征社会历史极限的东西，那就不妨把林彪的“精神原子弹”借来吧。如果说原子弹的炸裂，给幸存者带来的只是白血病；那么精神原子弹的炸裂，带来人们的却是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其实，所谓“精神原子弹”，是一个很拙劣的比喻，但是，在荒谬的时代，拙劣就是天才本身。社会历史的极限，可以成为进步的车轮；只是这车轮也很容易栽到深渊里去。人们的信仰和梦想也会造就深渊。在文革时代，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顶峰；而在顶峰下面是什么，这还用说么？人类历史最好不要走向限极；人类历史的极限，往往意味着大革命、大动荡。我们并不是说大革命、大动荡就不好，我们只是说，如果能够用别的方式，达到大革命、大动荡带来的进步，那为什么不换一种选择呢?那样，既能够得到进步，又可以避免革命、动荡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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