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向经验理性的复归
其实,无论片面发展,还是向极限跃进,都不怎么好的。片面发展,纵然深刻,也是片面的深刻;向极限跃进,纵然能够接近终极,也会使自身濒于崩溃。文革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极左思潮;那么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是不是也为极左思想所裹挟呢?我想,不是的。虽然毛泽东能够引导时代的潮流,但他又不在时代的潮流中。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是独立于时代大潮之外的; 正因为在时代的大潮之外,所以他才能够引导时代的大潮。他对时代的大潮,是有着比较理性的态度的;文革时代的毛泽东并没有大跃进时的狂热,相反他是有许多深沉,甚至非常悲观的。不可否认,文革中的毛泽东开始背离经验理性,他更多地借助偶像崇拜的力量。他个人并不是陶醉于偶像崇拜,相反,他对偶像崇拜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他只是在利用偶像崇拜。他觉得,搞点偶像崇拜也是好的。一个班,要崇拜班长;一个连,要崇拜连长;一个工厂要,崇拜厂长。只有崇拜,事情才好办。不崇拜,那能做成什么呢。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也是一例地谦虚、拒绝。而这谦虚、拒绝也会成为别人斗争的武器。于是,便有人讲,防止敌人利用毛泽东的谦虚,来贬低毛泽东。个人崇拜,是发展起来了,而且达到了顶峰;然而,在个人崇拜的狂潮中,毛泽东并没有找到快乐、幸福。相反,他的心境是相当悲凉的。万岁的呼声此起彼浮,可他自己却活在狐独中。我说过的,毛泽东留给中国的,并不是一个惊叹号,而是一个巨大的问号。然而,这个问号首先徘徊在毛泽东的心中,久久得不到解答。这个问号,所要表达的,就是中国将何去何从?在毛泽东的设想中,中国应该沿着文革的道路走下去。可是,除了他自己,谁又真诚地希望中国走文革之路呢?人们对毛泽东的文革并不理解;文革虽然轰轰烈烈的搞了十年,但人们却不知文革为何物。也许,这非常可笑、荒谬,但一旦可笑、荒谬成为了现实,那就不再可笑、荒谬了。李白说:“天虽长,地虽久,金玉满堂应不守”,这是对的,因为人固有一死,而富贵、权力都是带不走的。万岁的呼声越高,毛泽东越感到了死亡的临近。虽然烈士暮年,依然壮怀激烈,但是,他不得不考虑千秋万岁之后了。在接班人的问题上,他屡屡失手。刘少奇冤死了,林彪摔死了,最后,他选择了忠厚老实的华国锋。说华国锋忠厚老实,那是相对于那些英雄豪杰而言的。后来,华国锋领导中央干净利落的解决了“四人帮”,这也让我们深刻领会了忠厚老实的真正内涵。忠厚老实的人所有的不过一个“老主意”,而“老主意”往往给人一种安如泰山的感觉。毛泽东给华国锋的指示是,“你办事,我放心”,而他呢,也就“按即定方针办”。一方面,他沿续了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而成了英明领袖;另一方面,他提出了“两个凡是”,在信仰上捍卫文革。可以说,华国锋属于那个过渡的时代,但是历史并没有给这个时代留太多的时间。因为中国已经厌倦了文革,再也不会走极限之路了。于是,有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了改革开放。而这就是由向极限跃进,到向经验理性的复归。理想主义、乌托邦、个人崇拜统统成了昨日黄花,人们要走现实主义的道路。而走现实主义的道路,那势必尊重经验理性。于是,实践又重新成为了检验理真理的标准。但在文革中,真理是有另外的标准的。文革中宣传的四句话,便是那个时代的真理标准,它讲“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为了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什么是真理的标准呢?毛主席就是了。也可以说,是个人崇拜让真理丧失了真正的标准。我觉得,向经验理性的复归是带有革命意义的。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它最为尊重的就是经验理性。并没有现成的路可走,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而在摸着石头过河中,经验得到积累,理性得到凝聚。文革所以不好,就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行之有效的经验理性。历史在许多时候,是要重回起点的。重回起点,并不是历史的倒退,相反,却是历史的进步。只有重回起点,我们才可能赋予历史新的意义;只有重回起点,我们才能推动历史的进步。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