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在是非成败之外，是有历史的真精神的。激烈地否定文革的人，可能不愿承认在文革中，同样激荡着历史的精神。不是说文革是大灾难、大浩劫么？正是因为大灾难、大浩劫的缘故，这历史的真精神更强烈了。如果真要评价文革，我觉得狄更斯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评价，对我们极有借鉴的意义。他说：“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年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都在通往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很明显，任何时代都是有两面的，而文革时代的两面性更加明显。但是，我们现在只看到了文革作为大灾难、大浩劫的一面，却忽略了它作为中国革命顶峰，要实现世界大同的一面。我们纵然把文革说得一无是处，把它说为洪水猛兽或者牛鬼蛇神，它依然有正面的东西存在。而我们一旦发现了文革正面的东西，就会觉得所谓的大灾难、大浩劫，实在掩盖了太多美好的东西。文革中会有美好的东西？这是那些激烈地否定文革，又未曾经历文革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因为这一方面超越了他们的常识，另一方又证明，他们被蒙蔽了。文革中讲，被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但是我们现在就不这样讲了。文革中，所坚持的崇高革命理想错了么？如果崇高革命理想错了，那整个的中国革命都错了。文革中，所讲的大公无私、舍已为人、无私奉献，这又错了么？如果这错了，那贪赃枉法、以权谋私倒对了。可以说，文革中，有太多正面的东西了；我们完全避开它正面的东西，而只抓住它所造成的文化上的灾难与浩劫不放，那自然就会引发所谓的“全盘否定文革”，甚至“妖魔化文革”。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所受的苦难与冤曲，应该得到同情，应该得到洗刷；但是，如果把文革的全部都看做制造了知识分子的苦难与冤曲，那就大大的错了。当然，知识分子要否定文革，是没有那么大力量的。真正能够做到否定文革的，还是那些被文革打倒而终于翻身得解放的老干部，也可以说领导层。我讲过的，文革是倒金字塔型的，也就是说它从根本上颠倒了客观存在的等级制度，而把人民群众凌架在了官僚机构之上。文革这样做，一方面为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杜绝官僚主义，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也从根本上触犯了领导者的利益。可以说，在文革中，做领导者是最让人担惊受怕的事情，因为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被群众揪出来挨批挨斗。把人民群众凌架在官僚机构之上，确实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更何况，义愤填膺的革命群众，往往是非理性的，不分清红皂白，就把领导者给批了，给斗了，甚至打死了。如此以来，冤假错案，也就不可避免。张志新烈士曾经说过：“党是不会杀害他的女儿的”，但是，张志新还是被杀害了，而且她被杀害的时候，在历史的记年表上，文革早就结束了。评价文革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一方面不能忽略它高尚的动机；另一方面又不能忽略在一定领域动乱的、灾难的现实。我们要找寻找的是历史的真实，所以，既不会给文革歌功颂德，也不会为妖魔化文革吹喇叭抬轿。我以为文革时代，一方面糟得不能再糟，另一方面又好得不能再好。从文化的角度看文革确实糟得不能再糟，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都被贴上了“封资修”的标签，著名的作家、学者挨批挨斗，甚至摧残至死，可以说文化遭到了灭顶之灾。但就在这糟得不能再糟的同时，不同样有好得不能再好存在么？我们可以说文化的创世纪是徒劳的，但是八大样板戏作为中国革命艺术的瑰宝，至今不依然是家喻户晓么？历史的真实既会让诅咒它的人失望，也会让赞美它的人失望。但是，你能够说糟得不能再糟与好得不能好，就是文革那段历史的真精神么？恐怕不能这样说吧。林黛玉说过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历史的现实是糟得不能再糟，压倒了好得不能再好。也就是说“西风压倒了东风”。“西风烈，长空雁叫晨霜月”，也许革命的时代总给人一种“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感觉；但是，革命的严冬总会过去，中国正在以另一种方式讲述着春天的故事。 （四）糟得不能再糟
在否定文革的人看来，文革确实糟得不能再糟。而实际上，在某些领域，也确实糟得不能再糟。对被打倒的那些干部来讲，那确实是炼狱般的日子。干了一辈子革命，好不容易革命胜利了，没想到要蹲自己人的牛棚。这在感情上，是不好接受的。其实，在历朝历代，都有如何对待功臣的问题。按照通例，功臣往往没有好的结果，“狡兔尽，走狗烹；敌国亡，谋臣死”，这几乎成为了必然。功臣遭到杀戮，是有多方面原因的，譬如功高震主，或者功臣自己骄傲自大。而处理功臣的问题，确实非常棘手，因为并没有君主想养虎为患，更何况，卧榻之侧，又岂容他人酣睡。历史上，也只有刘秀，很好地处理了功臣问题，把云台二十八将画在凌烟阁上；至于其他的君主，却类似于朱元璋的火烧庆功楼，而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已经算比较客气的了。可以说，文革也没有处理好革命功臣的问题；许多老干部、革命功臣，全都被当做反革命打倒了。我们且不说别人，就是三军的总司令朱德，都被诬蔑为黑司令；由此，也可以想见文革那巨大的冲击性。打倒革命功臣，这确实不好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打倒背后，依然有着高尚的动机。因为毛泽东是有很多忧虑的，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些革命功臣有一天骄傲起来，腐化了，堕落了，走到人民的反面去。但是，这种忧虑，并不就是现实。把自己的忧虑想象成现实，这是很可怕的。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毛泽东最信任的就是那些革命的功臣。可为什么到文革中，毛泽东会对这些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人失掉信心呢？文革的逻辑，当然是强悍的；在强悍的文革逻辑下，中国革命史变得面目全非了。在文革中起来的那些人，表现出对中国革命的极端无知；而因为极端无知，所以对历史进行了极大歪曲，当然，这种歪曲服务于权力的斗争。文革似乎深刻地揭示出了一点，并没有真正的历史，而只有人们的篡改与捏造。本来，历史的书写应该以历史的真实为基础；但是，为了服务于权力的斗争，历史的真实已经变得不再重要，而是想把历史写成什么样子，那就是什么样子。既然历史可以被歪曲，甚至颠倒，那冤假错案，就无法避免了。当然，冤假错案是会被平反的；就是毛泽东自己也不相信，那么多的革命功臣都成了反革命、黑帮；但是，在那么多的证明材料面前，又不好说什么。然而，历史本身，也让毛泽东重新回到了事实，譬如他讲朱德是红司令，又对彭德怀说：“可能你是对的”，还讲“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并且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忠奸之辩，在文革中，是非常激烈的。谁是忠，谁是奸，这应该由历史说了算。“周公惶恐流言日，王莽谦躬未篡时。若是当时便身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忠良，不会是叛国的林彪，也不会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四人帮”；而恰恰是那些被冤曲的人。所以，到最后，毛泽东也在有意识地平衡政治的力量，譬如解放老干部，让邓小平复出，这都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政治斗争是残酷的，在这里面，我们几乎找不到圣徒，却会发现许多的卑污和血。但是，文革的政治，把毛泽东圣化了。其实，圣化和神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圣化，是把毛泽东当做圣人；所谓神化，则是把毛泽东当成神。神，属于信仰的领域，而圣人，则属于道德的领域。毛泽东在道德上是完美无缺的，我们甚至找不到他有什么私心杂念；同时，他的道德又与深厚的感情统一在一起。不是讲圣人忘情吗？但是，毛泽东却是一个深情的圣人。虽然毛泽东并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圣人，但在人们的心中，却没有怀疑过这一点。在毛泽东自然有“内圣外王”的追求；他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只是搞了一些理论，并不曾指挥千军万马；秦始皇，只是统一了天下，并没有多么好的文采，也没有多少精谌的理论。而毛泽东似乎集中了马克思和秦始皇的优点，当然，不可避免地，也会带有他们的缺点。毛泽东虽然把马克思和秦始皇统一在了一起，但是，他却以文革为自己一生事业的顶峰，也可以说是奋斗的终极。这个终极，究竟糟得不能再糟，还是好得不能再好呢？对待“焚书坑儒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确实有一种情何以堪的感觉。
（五）好得不能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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