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粹主义的渊源
我知道，对我来说，讲民粹主义的渊源，实在有点自不量力，因为考证的功夫，我实在是不行的。但是，作文章又似乎只能这样做，所以，也就大致地讲讲轮廓吧。民粹主义大抵发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那时候第三等级的人们起来造反，要推翻封建贵族的统治。人们讲“只有灵魂的高尚，没有阶级的高贵”。
把高贵、高尚与贵族联系在一起，这是有渊源的，就如同把低贱与贱民联系在一起一样。但是，处于贵族之位，并不定是高尚；处于贱民的地位，也并不定是低贱。从本质上讲，低贱与高贵并不具备阶级属性，但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却打下了阶级性的烙印。贵族可以是卑鄙龌龊的，贱民也可以是灵魂高尚的。文革中不是讲么：“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就是民粹主义。法国的民粹主义，主要表现为人们起来争取自由、平等;所以，这种民粹主义有很强的火药味，甚至它本身就会带来流血、牺牲。为自由而生，为自由而死，这确实很高尚，但总让人觉得有点可惜。如果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就是受点苦，也还是活着的好。当然激进的人会说了，你拿着人道对弱者唠叨不已，你怎么不看看压迫者讲不讲人道呢？其实，压迫者是不讲人道的，他们推行的是兽道主义。他们妄图把别人变成野兽，而他们自身却首先成为了寡颜鲜耻的禽兽。相对于兽道主义来说，人道主义、民粹主义都是好的。民粹主义虽然渊源于法国，但并没有在法国发扬光大。真正把民粹主义发扬光大的是俄国，俄国的民粹主义当然是从法国传来的，但是它和法国的民粹主义，是大有不同的。如果说法国的民粹主义主要是为了鼓动人民起来反抗封建贵族，那么俄国的民粹主义则表现为贵族的道德罪恶感。那时候，许多人对俄国的民粹主义感到惊奇：“只听过鞋匠起来造反要当贵族，从来没有听说过贵族起来造反要当鞋匠”。我们不能说贵族的道德罪恶感完全是虚伪的，因为在这里面确有许多真诚存在。贵族为自己的锦衣玉食感到痛苦，因为所有的锦衣玉食都是来源于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对于这种剥削和压迫，真正有良知的人又怎么会不痛心疾首，甚至要悔罪呢？托尔斯泰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人民在受苦，可他却在吃肉。他良心上是过不去的，他的良心绝不是出自道德的伪装，因有他有心底的真诚。他晚年抛掉家庭，独自出走，而终于客死他乡，即是明证。托尔斯泰主义并不是虚伪的，否则，是不会有那么多人拥护的。你若问托尔斯泰主义能解决什么问题么？我可以明确的回答，它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但却反映了人的良知。人的良知是不能够亵渎的，如果我们连人的良知都亵渎了，那距离洪水猛兽也不远了。道德罪恶感，不仅折磨着那些有良知的贵族，而且让他们真诚地相信，那些低贱的人们，是顶好，顶顶好的。贱民成了贵族的理想，这看上去有点荒谬，但又有它的合理性。正是因为贱民成为了贵族的理想，所以才有了所谓的走向民众。可以说，走向民众是民粹主义的灵魂。罪恶的贵族，只有走向民众，接受民众的改造，才能实现脱胎换骨，获得更生。这样的民粹主义，应该说是高尚的，但是，这种高尚也会走向歧路。我总觉得，民粹主义过分的美化民众，实在有点一厢情愿的。民众虽然并不坏，但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民粹主义并不乐意承认民众的缺点，而民众又是确有缺点的。如果只有缺点还好，甚至还有很大的劣根性。从改造国民性到接受贫中农再教育，这奇怪的历程，难道不惹人深思么？这就如同治疗精神病的医生，不但没有治好精神病；反而受了精神病人的蛊惑，认为自己有精神病，需要病人来治疗。民粹主义是一厢情愿的，走向民众，同样是一厢情愿的。对于这一厢情愿，我们又说什么?难道希望它们两情相悦？两情相悦，是理想，而不是现实。现在恐怕少有人真心诚意地相信民粹主义了；因为民粹主义的后果，并不怎么好，尤其是对那些精神贵族来讲。贵族的特权，当然应该否定的，但贵族的精神却是万万不能否定的。如果没有了贵族的精神，我们的文化还有什么呢？恐怕只剩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叫嚣吧。
（二）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倾向
既然定了这样一个标题，如果自己再胡乱发挥，那就不严肃了。所以不妨引几段别人的论述：
发表在《湘江评论》上《论民族的大联合》一文标志着毛泽东在思想上出现了可以称之为“民粹主义”倾向的极其重要的一面。（《毛泽东》第33页）
这是1919年的下半年，毛泽东似乎终于结束了他在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徘徊局面，走向了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怎样产生的呢？是被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两难处境逼出来的。落后国家在近代化起步时，几乎都要经历一个民族尊严与民主要求同时并存而又二律背反的发展阶段。这种两难的处境逼着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左冲右突，不得安宁，迟早要逼出一个超越两者的第三理论：民粹主义。这一理论的鲜明特点是：排斥现代知识及其载体——城市知识分子，投向远离现代知识的农村居民。为什么要排斥知识分子？这是因为两难处境本身就是由知识分子的两重性造成的。知识分子既是西方文化的引进者，又是传统价值的继承者，不摆脱他们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两难处境。为什么要投向农民？这是因为他们有民族观念，无西方文化的侵染；他们有民主的要求，仅限于获得土地——这一生存需要。农民的民族民主要求可以同时满足，却不会引起本民族文化的巨大断裂。因此，至少在表面上，民粹主义具有超越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超然面貌，对那部分富于献身精神却又不惜放弃知识特权的先进知识分子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至于由此而产生的另一危险——对民主启蒙的漠视，则可以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民主要求来补偿。在民粹主义者看来，解放这一人数远为广大的阶层要比满足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要求更为重要，更像一场彻底的民主革命。民粹，民粹，民族的精粹就是农民。用19世纪70年代俄国人的话来说，就是“脱下学生装，到民间去”；用毛泽东后来在1926年更为发展的语言说，那就是“若否定贫农，便是否定革命；若打击贫农，便是打击革命”。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毛泽东当年竟然走上了如此简单可笑的农民革命的道路，似乎难以置信。但在当时，又有什么理论能像民粹主义那样能统一民族主义、民主主义，能消化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呢？毛泽东所代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之所以进入民粹主义，是时代使然，是思想史逻辑发展的必然。
（朱学勤《毛泽东和他的民粹主义倾向》——与施拉姆教授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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