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谓“大一统”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政治的“大一统”是完全必要的。如果国家四分五裂，连年战乱，那人民想安居乐业，自然是很难的。然而，天下大势，却似乎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合合分分，自然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但总的来讲，还是“合”即“大一统”的时间长一些。即便是在“分”的情况下，那也在努力地促“合”，也正是这“合”，即“大统一”造就了我们中华民族。一旦结束四分五裂的局面，政治的大一统成为现实，那就会努力地造成思想文化的大一统。对于政治的大一统，知识分子大部分是赞同的，但对于思想文化的大一统，知识分子就有不少异议。我们知道，思想文化要发展，定要有比较自由的环境；而大一统呢，势必要把思想定于一尊。把思想定于一尊，也即古代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么，这样是否有利于思想文化的发展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定社会的思想文化是这个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也就是说经济基础决定着思想文化的发展水平。在大一统的时代，经济一般是发展不错的，论说思想文化应该大发展才是。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文化并未出现繁荣的局面，甚至出现所谓思想上平庸的盛世呢？譬如盛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那个时代，我们几乎找不出几个出色的思想家、哲学家。而相反，在国家四分五裂，连年战乱的时候，却可能出现思想文化的繁荣、鼎盛的局面。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连年战乱，但那却是百家争鸣的时代；魏晋时期，同样地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但那时候的魏晋玄学，却放一异彩；明末清初，同样是大动荡的时代，却造就了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的民主思想；至于晚清民初，中国更是处于千古未有之变局，而那个时代造就的思想学术，在我们看来竟成了一个神话。为什么在社会动荡、政治混乱的时代，反倒造就了思想文化的顶峰呢？当年，马克思曾经尖锐的提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在社会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思想文化，却能够大发展。这也即是社会思想文化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里，我想做出自己的一种解释。在社会动荡，政治混乱，生产力遭到破坏的情况下，政治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力就会减弱；相对来讲，思想文化反倒获得一个比较自由的空间，所以才可以出现百家争鸣，文化大发展的局面；而一旦社会的动荡状态结束，政治的大一统得以实现，它就会加大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力度，也要在思想文化上实现“大一统”，即定思想于一尊，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思想文化的自由空间就非常狭小，知识分子所能做的也是解释经典与歌功颂德。如此以来，思想文化繁荣的局面也只能在梦呓中了。冯友兰先生在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曾把中国哲学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子学时代，即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一个是经学时代，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时代。百家争鸣的时代，是中国哲学最具有原创力的时代，各家各派都可以表明自己的观点，互相争论，共同发展；而一旦进入了经学时代，那就是围着儒家经典展开哲学思想，不仅丧失了原创性，而且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让人分明的感到那种尸居余气了。也可以说，子学时代是优于经学时代的。但子学时代却正是礼崩乐坏，社会动乱的时代；而经学时代，则是政治统一，人民安居乐业的时代。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讲，我们自然是喜欢子学时代的，但我们却不会喜欢那个时代的社会动乱、四分五裂、民不聊生。从政治的角度讲，我们自然喜欢大一统的时代，因为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至于思想文化上缺乏原创性，不怎么繁荣，倒是粗枝末节的事情。问题是，思想文化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能不能得到解决呢？也未尝不能够。那就是在政治大一统的背景下，创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环境。我总觉得，这只是一个理想，并不见存于以往的历史。因为政治的大一统，势必要求思想文化的大一统。什么是思想文化的大一统呢？那就是把思想定于一尊。也只有把思想定于一尊，才有利于维护政治的大一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大一统才是一言堂的真正根源。
（二）所谓“一言堂”
什么是“一言堂”呢？我们看一下词典上的解释：“与‘群言堂’相对。指领导干部作风不民主，不让别人讲话，听不得相反意见，遇到大事一个人说了算的独断专行的家长式领导作风。”那又什么是“群言堂”呢？“与‘一言堂’相对。指领导干部切实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发扬民主作风，使群众充分发表意见。”看了这种解释，我们就知道应该反对“一言堂”，拥护“群言堂”。“一言堂”是与封建的家长制联系在一起的，而“群言堂”就等同于我们所谓的“民主集中制”。说到“民主集中制”的好处，也就是诸葛亮所谓的“集众思，广忠益”。我们知道，一个人，即便是英雄豪杰，他的力量也是非常有限的；只有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才能够有所作为，而“群言堂”“民主集中制”，就是集中众人力量的最好方法。“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这是人们常讲的，大家一个人一个意见，所有的意见综合起来，那就会形成最好的意见。采用最好的意见，又何愁大事不成呢？但是，在民主集中制中，所谓的民主，也是有一定限度的。虽然讲要充分发扬民主，但一个人一个意见，你说东，我说西，七嘴八舌，最终又怎么形成统一的意见呢？有人说了，可以举手表决嘛。举手表决当然是一种民主的形式，但是它所产生的是大多数人赞同的意见；问题却在于，这大多数人赞同的意见就正确么？很显然人多势众并不能够保证意见的正确，否则，就不会有“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说法了。但是，搞政治的，往往要“从民欲也”，也就是说赞同大多数人的意见，而这样少数人，就处在被压制的状态。当然，在政治上，少数人处在被压制的状态是没有什么的，只要大多数满意就行了。但关键的是，如果少数人代表的是真理，那被压制的就是真理了。当然，在政治的运作中，真理占多重要的位置是不好说的，但是它毕竟为许多人所追求所信仰。卢梭曾经区分过，“众意”与“公意”。所谓的“众意”，就是大多数人的意见，而“公意”呢，则是真正正确，又符合历史要求的意见。“众意”并不就是“公意”。“公意”才是民主真正追求的，但在政治的运作中，“公意”往往为“众意”所淹没。不可否认，许多时候，“众意”与“公意”是重合的，也就是说二者是一致的，这当然是极好的；但关键的，却是在二者不一致、相互冲突的时候怎么办？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有句口头禅，叫做“吾从众”，这自然是极好的民主作风；但这“从众”同样可以淹没真理。所以，我们不会单纯地去讲民主，也会强调集中。当然，我们不应该把集中等同于“一言堂”的；但是，不可否认，二者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说到集中，则是把由民主所形成的意见真正贯彻执行下去。问题也就是怎样去贯彻。用民主的方式去贯彻，还是用别的方式呢？实际上，用民主的方式去贯彻由民主所形成的意见是很难的。赞同这种意见的人，固然会去执行；但是，反对这种意见的人呢，就可能不执行，即使执行，也可能在那里消极怠工。而这样，显然是不行的。也就是说意见的形成可以用民主的方式，但这意见的贯彻，就要使用与民主正相反对的方式了。我们常听到的说法是“有意见保留，但命令要坚决地贯彻执行下去”；而这也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林彪所讲的：“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当然，这样的讲法已不为我们认同了，因为它已经滑向了专制。在文革时代，据说“一言堂”是非常盛行的。可以说，“一言堂”就是家长制的表现。一个家庭只说一种话，只出现一个声音，如果有了不同的意见，那自然要压制下去。“一言堂”，当然是不好的，它那独断、专制的作风又能为谁所喜欢呢？但是真正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专制的“一言堂”居然可以克服民主的“群言堂”所不能克服的问题。因为无论民主也好，专制也罢，都是为了掌握真理；只有掌握了真理，才能实现所谓的正确领导。当然，有人可能有疑问，专制能够掌握真理吗？历史证明，还是能的，所谓的“勿因群疑而阻独见”岂是白说的。为什么有的领导者能够在危急关头，力排众议，挽狂澜于既倒？我们能说力排众议是民主吗？但是，它却掌握了真理，这又是为什么呢？
（三）“大一统”才是“一言堂”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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