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定思想于一尊”是“大一统”在思想文化上的必然要求。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你可以百家争鸣，因为那时候政治对思想文化的控制，相对来讲，比较薄弱。但是，一旦大一统的局面形成，政治就有足够的精力来控制思想文化了。我们知道，政治总是要求思想文化为自己服务的；而最能讨政治欢喜的，自然是歌功颂德的文化，但是歌功颂德的文化，又往往没有多大价值。其实，思想文化总想脱离政治而独立的；但政治自然不允许这一点，于是要把思想定于一尊。所谓的思想并不是想怎么想，就怎么想。想怎么想，就怎么想，并不是思想，而是胡思乱想。为了避免胡思乱想，那只有把思想定于一尊了。但这里，还有一个把什么思想定于一尊的问题。想来自然是把正确而又行之有效的思想定于一尊了。所谓正确，就是反映了客观真理，而行之有效呢，则重视的是实践性。一种思想要定于一尊，定要有用才好。没有哪个政治家想着把完全无用的思想定于一尊。在诸子百家中，究竟哪一家的思想既反映了客观真理，又行之效呢？当然是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只有法家思想能够直面残酷的历史现实，所以，也只有它，能够从根本上推动历史的进步。秦始皇利用法家思想统一六国，结束了战国的局面，建立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既然法家思想这么有用，那被秦王朝定于一尊就很自然了。法家思想固然有用，但是它的严刑峻法，太过残酷无情，所以没法持久的。更何况，在韩非子之后，法家思想已经开始堕落，也即是说法家渐渐地已无思想可言，而只有严刑峻法与残酷的手段。而一直被认为复古倒退而又迂阔的儒家思想呢，一方面吸取了法家的一些思想，另一方面，保留了氏族时代原始的人道主义。所以，到汉武帝的时候，儒家思想被定于一尊，而成为官方哲学。可以说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儒家思想虽然受到过道家思想、佛家思想的排击，但却独立中流，作为官方哲学的地位，从未动摇过。我想，儒家思想所以能够如此，与它的包容性是分不开的。我们要思考的是，把思想定于一尊，究竟好不好呢？任何做法都是有两面的，对政治来说，把思想定于一尊，那自然便于统治。历代的统治者都非常聪明，他们完全懂得治人首先要治心的道理。政治的大一统，可以用武力换来；但思想文化的大一统，则有赖于官方哲学的深入人心。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正是官方哲学。如何让官方哲学，深入人心呢？一方面有赖于统治者的教化，另一方面也与知识分子的驯服不无关系。统治者对知识分子总是极有办法的，科举制不正是要“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吗？他们一方面用利禄来引诱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则采用怀柔的政策。不是有人讲“儒者，柔也”吗？用柔对柔那自然很容易奏效，可若把刀架到脖子上呢，说不定，还真出来几个宁死不屈的。统治者是很会打算盘的，只要知识分子安安分分的，不给他们添乱，他们就乐得合不拢嘴了，至于什么文化繁荣、学术昌盛，那都是次之又次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世界上不光有政治，还有思想文化学术。如果思想文化学术不能够繁荣昌盛，那对知识分子来讲，就是莫大的耻辱。我们的问题就是，把思想定于一尊，是否有利于文化的繁荣呢？有人说了，文化不能繁荣，那全是知识分子没本事，不争气，和把思想定于一尊，又有什么关系呢？可怎么没有关系呢？把思想定于一尊，知识分子在搞文化的时候，心中总有一个标准，或者说一把尺子：无论做什么，想什么，写什么，都要和定于一尊的思想保持一致。定于一尊的思想就是《圣经》；既然是《圣经》，那一字一句都是神圣的。如果有什么出入，那就是莫大的不敬，对神圣的亵渎。从某种意义上讲，把思想定于一尊，就会导致对这种思想的顶礼膜拜。但我们知道，顶礼膜拜，只会导致这种思想的僵化；而要发展一种思想，定要有独立思考才行。但是，许多情况下，连独立思考都不敢的，还是顶礼膜拜保险些。鲁迅先生不是讲过么？“曾经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但是，百花争艳的春天，终究会到来的。
（五）“一言堂”的终结
其实，把思想定于一尊，会为“一言堂”开辟道路的。因为把思想定于一尊，实际上提供了取消不同意见的方便法门。只有统一思想才能够统一行动。所以呢，一个国家只能有一种思想，也就是定于一尊的思想，至于其它的思想呢，就是异端或者毒草。我们知道，所有的思想都是要发展的，定于一尊的思想更不例外。那么，谁能够发展定于一尊的思想呢？按照惯例，那也只能是高层领导者。而知识分子要扮演的角色呢，也只是解释经典，传达精神。我们早就听惯了“巅峰”“新境界”的说法，但是不是真就是“巅峰”“新境界”呢？其实有这样的想法本身，就是亵渎神圣的。神圣的东西，从来不会错；要错，也只是我们的想法错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把思想定于一尊，与所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相互冲突的。既然把思想定于一尊了，那又何所谓“百家争鸣”呢？如果百家争鸣，那思想又如何定于一尊呢？也就是说，这种矛盾冲突怎样解决呢？我们看一下钱钟书先生的妙论：“……我们可以应用‘百花齐放’的比喻，也不妨说，‘百花齐放’可能意味着两种情况：一种百花齐放是这一百朵花都是一个颜色，只有深浅不同，像杜甫诗所说‘可爱深红映浅红’，而另一种不是一种花开一百朵，而是一百种花，桃花红，李花白，‘姹紫嫣红开遍’。”“我想我也希望，不久的将来，……造就另一种百家争鸣的局面。百种禽鸟鸣叫各自的音调，而不是同种的一百头禽鸟比赛同一音调的嗓子谁高谁低。”（钱钟书《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国文学情况》，1980.11在日本爱知大学文学部的讲演提纲）。看来“百花齐放”，有两种，前一种是“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而这实际上取消了百花齐放，而后一种呢，才是真正的“百花争艳”。“百家争鸣”同样有两种，前一种实际上还是把思想定于一尊，而后一种，才真正地类似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我在想，知识分子所以在文化批判的历程中触了那么大的霉头，就在于没有领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真正含义吧。在搞政治的看来，当然前一种理解才是钦定的，而自由浪漫的知识分子呢，则倾向于后一种理解。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只看门面招牌，更应看到实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思想定于一尊，似乎并不能够真正取消不同的意见。况且，就是这定于一尊的思想，同样会有不同的派别。我们只要看一下孔子的学说，有了多少派别，就很清楚这一点了。孔孟，可以叫做原典；而后来呢，则有汉儒的训诂、解经，有程朱理学的高谈性理，等等。甚至于出现了一个时代一个孔子的状况。实际上，思想发展的规律就是这个样子，有同就有异，可以同中立异，也可以求同存异。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思想，那就没有必要把思想定于一尊了。正因为世界中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大家莫衷一是，所以才有把思想定于一尊的必要。把思想定于一尊，固然有利于统治，却也阻碍了思想自身的发展。我们知道，大一统的观念，才是一言堂的真正根源。虽然我也讲过一言堂的一些好话，譬如说它能克服民主所无法克服的难题，但是一言堂毕竟是一种专制的作风，既不讨人喜欢，也应该为我们所反对。我们自然是期盼着一言堂的终结。问题是，怎样才能终结一言堂呢？我想，也只能改变“定思想于一尊”的观念，造就思想的多元化。许多人爱把思想的多元化等同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实际上，这还是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在作怪。我觉得，造就思想多元化的前提条件就是，告别政治笼罩一切的时代。如果政治笼罩一切，那思想自由的空间就会很小。不过，许多知识分子是能屈能伸的，不是在不可能产生思想家的时代都产生了思想家么？然而，让我真正悚惧的却是，在应该产生思想家的时代却没有产生思想家。实际上，思想的多元化，已经是我们今天的现实了；但是，这种思想的多元化，也只是局限在知识分子中间。我在想，思想的多元化，能不能够终结一言堂呢？从理论上讲，是可以的，但这，也只限于理论吧。我们知道，思想的多元化是很脆弱的，“大一统”随时可以取消思想的多元化。所以，一言堂的真正终结，也只能寄希望于民主化的进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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