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林：“黄酒、昆曲、园林”，你对“江南”如此的想象和叙述中，充满了源远流长、无与伦比的“民族性”或者“华夏性”，它是你对华夏文化的天才般的“空间感觉”。
柏桦：这种空间感觉在江南园林中最能体现。我国著名的建筑大师童寯先生在《园论》里说得最好，特别足以安顿我心。他是这样说的：“中国的园林，则是为了想象……他的环境是一种虚构，他的生活是一种哲学，他的宇宙是一个梦想。只有与世隔绝的人，才能体验到完美的快乐。”他还说：“与追求享乐主体的艾斯泰别墅和图埃乐里宫苑相比，中国园林之宗旨则更富有哲理，而非浅止于感性。在崇尚绘画、诗文和书法的中国园林中，造园之意境并不拘泥而迂腐。相反，舞文弄墨如同喂养金鱼，品味假山那样漫不经心，处之泰然。闲暇之余饮茶品茗无疑要比藩篱之后调情说爱更有益身心，……西方世界似乎会更完美，如果西方向东方学习生活的艺术，隐逸沉思则比哗众喧闹更为享乐。”
唐小林：在今天看来，这种源于“江南”的“东方生活艺术”弥足珍贵，因为在一个更深的层面，由这个“江南”所形成的“生活空间”，与日益“现代性”的时间之间形成某种潜在的“对抗”。我注意到，你对“江南”的向往、奔赴和迷恋，似乎一切都在冥冥之中注定，似乎是来自无法抗拒的远方以远的指引，似乎完全出于你的禀性。但这些“似乎”都由来有因，是“现代性”在有意无意间，触动了你最隐秘不彰的那根神经。
柏桦：这样说吧，即便那令人厌倦的现代性触动了我的神经，而江南三宝（黄酒、昆曲、园林）完全能够帮助我克服这现代性所带来的焦虑。你说的，以“江南空间”对抗“现代性时间”倒是十分有趣，也逗人思想。只可惜现在的“江南空间”早已被裹挟在现代性的时间进程里了。那个空间是属于幻觉的，我们回不去了，但在某些书中“梦游奇境”还是可行的。譬如我们就完全可以在吴自牧的《梦梁录》中神游南宋时期的杭州夜市，并按图索骥，在哪一座桥边或哪一条小巷可以找到最好的吃酒的酒楼。
唐小林：其实，你的那些有关“江南”的诗歌和叙述，就是在想象和冥想中，经由语言、声音和节奏的“梦游奇境”。而正是在这种奇境梦游中，你从“你的夏天”走进“你的江南”，从波德莱尔的露台，走向你自己构筑的诗歌宫殿；走进你的诗学和哲学。
柏桦：是的，之外，也无路可走。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变之魔法，人人都有，更何况我了。又犹如卞之琳说过的那样，中国诗人除了“化欧化古”，难道还有别的道路可走吗？人人都如此，我也不会例外。至于我的诗学之变，总括来说，就是从左边之诗到逸乐之诗。
唐小林：“从左边之诗到逸乐之诗”这个说法太妙了，比较切合你的诗学观的一个演变。但并不完全。你旗帜鲜明亮出“逸乐”诗学，在我看来，是对中国当代诗学的一大贡献。你说这是受到白居易的启示，并在有明一代的闲适安乐甚至颓废中得到激发。你甚至认为，作为一种文学观、美学观和价值观，“逸乐”是华夏文学和诗学中的一个伟大传统。我比较赞成你的观点，但我宁愿把你对“逸乐”的追求，叫做重返“天真”、重返“存在”、重返人最本质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已经不仅仅是返回那个传统，而是在那个传统中赋予了今天这个时代的意义。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你的诗歌才如其所愿，经由语言挽留住时光。你在2007年夏天写的一本书《水绘仙侣：1642——1651：冒辟疆与董小宛》，就是你“从左边之诗到逸乐之诗”转向的一个标志。
柏桦：是的。记得当时我还专门写了一篇短文《逸乐也是一种文学观》，来简单地说明我的这一新的文学观，以及相关的写作考虑。我在这篇文章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年轻时喜欢呐喊（即痛苦），如今爱上了逸乐。文学真是奇妙，犹如蛇要褪去它的旧皮，我也要从呐喊中脱出，来到《水绘仙侣》中完成自我的新生。明眼读者一看便知,《水绘仙侣》的用意是反‘五四’以降的热血与呐喊之新文学，它公开提出：逸乐作为一种价值观或文学观理应得到人的尊重。”
我还引了李孝悌的一段话，来说明我在写作《水绘仙侣》时对“逸乐”的体会：“在明清士大夫，民众及妇女生活中，逸乐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甚至衍生出一种新的人生观和价值体系。研究者如果囿于传统学术的成见或自身的信念，不愿意在内圣外王，经世济民或感时忧国的大论述之外，正视逸乐作为一种文化，社会现象及切入史料的分析概念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对整个明清历史或传统中国文化的理解势必是残缺不全的”。的确，正如李孝悌所说，“缺少了城市，园林，山水，缺少了狂乱的宗教想象和诗酒流连，我们对明清士大夫文化的建构，势必丧失了原有的血脉精髓和声音色彩。”
唐小林：据说，你正是顺着李孝悌的这样一种思考和思路来书写《水绘仙侣》的，并对他充满了感激。
柏桦：是的。不过，我还有进一步的思考，那就是对个体生命所作的一番本体论的思考。人的生命从来不属于他人，从来不是集体性的，你只是你自己。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小乘佛教比大乘佛教更直见性命，我不渡人，只渡自己，因此更具本质。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反对呐喊与承担文学的原因。生命应从轻逸开始，尽力纵乐，甚至颓废。为此，我乐于选择晚明冒董二人的小世界来重新发现中国人对生命的另一类认识：那便是生命并非只有痛苦，也有优雅与逸乐，也有对于时光流逝，良辰美景以及友谊和爱情的缠绵与轻叹。总之，我想说的是：逸乐作为一种合情理的价值观或文学观长期遭受道德律令的压抑，我仅期望这个文本能使读者重新思考和理解逸乐的价值，并将它与个人真实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当然，如果你不同意布罗茨基的说法——“美学高于伦理学”，至少你应以平等之心对待二者，即你可以认为活在苦难里并呐喊着更有意义，但不应以所谓高尚的道德来仇恨逸乐之美。说到底，二者均有价值，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只是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人生观或艺术观的选择而已。用一句形象的话说，就是你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另一个人也可以“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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