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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的历史:柏桦诗学中三个关键词的对话(5)

2012-09-28 12:16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唐小林 柏桦 阅读

  柏桦:也可以这样说。《水绘仙侣》是一个文史兼具的文本,显然也是一个文言与白话共生共荣,相互打通的文本。但它当初的意图是提醒读者“化古”依然是重要的,传统的获得需要花大力气,而这仅仅是一小步。

  唐小林:那一大步,你终于在2009年跨出来了。这一年你完成的一部新诗集《史记:1950——1976》,让我震惊,套用80年代的一个常用句式,诗歌居然还可以这样写?

  柏桦:哦,是的,应该说这本书是有些新花样。毛泽东文体及其那个时代的新华社文体成为了这本书的形式装备。书中“左边”之事虽然写较多,那是时代使然,但我取的立场并非“左边”,在写作过程中,我尽量像T.S.Eliot所说的,我就是起一个催化剂白金的作用,我只是促使各种材料变成诗,犹如白金促使氧气和二氧化硫变成硫酸,而白金却无丁点变化,我在整个书写中亦无任何变化,仍像永保中性的白金一样,我并不把自己的主观感情加进去。但我也要去对一下纳博科夫的胃口,即像他一样,在写作中只偏爱准确的知识、精确的描画、逼真的再现。写这本书还有一个目的,那便是为了给历史学家和文体学家呈现一个别样的毛泽东文体(或共产主义话语)之文本,以诗体加注释的方式保留这个文献,希望引起相关学者的注意。后来的研究者在这本书里可能会发现一些新的有价值的东西。

  接下来,我很快要写《史记:1906——1948》,而晚清民国风,理所当然,又会成为这本书的要旨。

  唐小林:坦率地讲,这是另一种“史诗”,或者“诗史”,也就是经由诗歌抵达的历史。我个人对新中国历史、尤其是历次政治运动的历史感兴趣。我认为,《史记:1950——1976》就是以诗写史,是用诗来建立的一座历史“博物馆”。你力图在诗歌中保持超远的距离。或者说,你诗歌“零度写作”的方式本身,就是对传统汉诗“抒情”、“言志”传统的颠覆。这本诗集,我感觉,充满了你前所未有的“反讽”及其后面的“荒诞”。我比较赞同杨小滨·法镭在《序》中的说法:“《史记:1950-1976》出色地探索了现代性宏伟意义下的创伤性快感,以及这种创伤性快感在日常符号网络中的不断游移、逃逸和撒播。”时至今日,我认为你的全部诗歌完成了毛泽东时代“左边”历史的叙事,《水绘仙侣》在这个意义上只是一个美丽的“溢出”。

  柏桦:眼光真是准确,我也无多话可说。在此只说一句:我在下一部以晚清民国为线索的《史记》中,还会再一次“美丽的溢出”。

  唐小林:在我看来,你90年代以前的诗是倾向于“抒情”的,甚至是“激情”的、“左边“的;这之后到《山水手记》前的诗,包括《水绘仙侣》,是倾向于“性灵”的、“闲适”的、“逸乐”的、“右边的”;2009的《史记:1950——1976》则是“冷静的”、“反讽的”、“中间的”。你是一个开放的、各种追求、各种矛盾混杂在一起,不断前倾、不断探索的诗人。这使你的诗歌写作永远充满活力、永远留在了盛大的“夏天”。你的诗歌在经历了“左边”和“右边”的时代后,进入了“中间”:一个试图打通古今、汇通中外,历史、现实、想象并置,写实、叙事、抒情交融,诗歌、笔记、笺注互文,突破“诗”、“史”界限的“中间地带”。这个地带似乎也是你关于诗歌的“理想境界”。不过,我认为,这之中也会潜伏危险。

  柏桦:越界书写或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跨文体”书写,此种书写怎么说呢,它既是一种打开,也有一种危险(因开拓或实验总是危险的)。但这种书写之姿亦可让人尽享书写的乐趣,而人生的意义——如果说还有意义的话——不就是在于乐趣二字吗。

  唐小林:但这个“中间”又是一个神奇的“中间”,因为《史记:1950——1976》的资源、叙事和想象的出发点始终在“左边”。这部诗集是通过一个又一个重返“左边”的日常事件得以完成的。因此,“左边”之血,犹如“夏天”之火已经贯注你的全身,“江南”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梦想,一种诗歌所祈求的姿态。“中间”则是你的一种胸襟、一种气度。你在最初的80年代接触到里尔克的《秋日》、《严重时刻》和《豹》等诗歌,给你的影响其实超过了波德莱尔的象征,不管你是否承认和意识到。不过,里尔克给你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存在”哲学,而是隐藏在“无端端”后面的广阔视野。这个视野不断潜滋暗长,“无端端”将你带到一个诗学的“中间地带”。我想听到你的反驳?

  柏桦:你的侦破既有大胆猜测的一面,也有新奇并引人注目之处。反驳什么呢?我正在集中精神倾听一个批评家的破案之音,那声音也带给我一些遐思呢。如你所说,夏天之火已经贯注我的全身,但我也有清凉之法(需知我是懂得些谶讳学的,知道何时改避凶趋吉,何时又该迎凶而上),如我就写出了别样的夏天——《夏天还很远》,“盛大的夏日”(里尔克)在这首诗中慢了下来,也凉了下来。关于你所谈到的我刚写完的这本新书,在此我顺便再介绍一下:为了在《史记:1950——1976》中保持每一颗“扣子”位置的精确性(这里的“扣子”指诗中的细节,如人名、地名、数字等),我必须以一种“毫不动心”的姿势进行写作,我知道,我需要经手处理的只是成千上万的材料(当然也可以说是扣子),如麻雀、苍蝇、猪儿、钢铁、水稻、酱油、粪肥……这些超现实中的现实有它们各自精确的历史地位。在此,我的任务就是让它们各就各位,并提请读者注意它们那恰到好处的位置。如果位置对了,也就勿需多说了,犹如“辞达则矣”,这正是我为本书定下的一个目标。
  
  唐小林:我还注意到你对日常口语写作关注。你认为,日常口语是写作中最有生机和活力的部分,你的独特之处是在于对“口语”进行了限定。你认为“口语”就是“方言”, 如果口语诗不是方言写成,就是伪口语诗。不知道,你有没有用“方言口语”写作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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