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文革学”是由邵燕祥先生提出来的，这不只是纪念，更是研究了。其实，严肃的研究是不必榜这学那学的。现在所标榜的学，不是很多么？研究鲁迅的叫“鲁学”，研究钱钟书的叫“钱学”，研究金庸的叫“金学”，研究《金瓶梅》的也叫“金学”，研究《文心雕龙》的叫“龙学”，研究张爱玲的叫“张学”……这些标榜的学问，大抵是靠不住的。标榜这样的专学，似乎并不是学术繁荣的标志，而恰恰说明学术的爬虫时代到来了。可以这样说，标榜专学是学者低能的标志。我们所仰慕的那些大家，譬如说鲁迅、王国维，并没有标榜什么学问吧。不标榜学问，倒是真有的：在那里标榜的，倒不见得有什么学问。标榜学问，往往是占山头的意思，只要占了山头，他们就洋洋得意，以为功成名就了。殊不知，学问真正的乐趣在于攀登高峰，探骊得珠。在学问中，追求学问以外意义的人，往往是那些标榜专学，抢占山头的人。即便从纯学术的观点来讲，专门的学问，往往被自己给限往的。他们并不懂得，愈是专门的学问，愈带有综合性。只局限在一块很小的天地里，是很难有什么出息的。也可以这样说，专学不足以名家，即便勉强名家，亦不过所谓专家而已。那么何以名家呢？也就是司马迁所谓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是基于以上的缘由，我是不赞成“文革学”的提法的。我以为，只要叫文革研究就是了。其实，所有标榜的专学，都有被打回原形的一日。标榜专学，很类似于太平天国后期的封王，大大小小的官吏将领都成王了，但这能挽救太平天国的颓势么？标榜专学是不能走出学术的爬虫时代的，而且走到最后，恐怕连爬都爬不动了。我知道，所以建立“文革学”，那是因为我们所不忍看到的一种情况发生了，即文革在中国，而文革研究在西方。其实，这样的情况，在别的学术领域也有，敦煌学就是先在西方搞起来的，然后我们中国的学者才迎头赶上。在敦煌学那里，中国学者所有的是屈辱，不过，愈是感到屈辱，愈是暗地里加劲。而在文革研究这里，我们倒没有屈辱的感觉，只是觉得汗颜罢了。我们自己淡忘了那段历史，但是西方并没有。说实在的，西方学者对文革的研究确实很深刻，虽然这种深刻很容易把我们引向歧途。好在西方学者研究文革的著作已经翻译过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自己做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个比较。究竟在庐山内可以看清庐山，还是在庐山外，看得清楚些呢？西方学者对文革的研究，确实给人一种“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感觉，但相对于我们来说，毕竟“隔”了一层。我们中国人对那段历史有自己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根基于我们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东西方的文化心理结构是很不一样的；别说在西方学者那里有双重标准，就是在我们自己身上又何尝没有呢？我们自己也往往把这段历史给孤立起来的，尤其在讲辉煌成就的时候，文革就完全成了空白。这种做法虽然可以理解，但却绝不是严肃历史的态度。我们和文革这段历史，究竟是“隔”一层的好，还是不“隔”的好呢？从记录历史真实的角度讲，自然是不“隔”的好，惟有不“隔”，才能真实地纪录历史，才能写下那个时代人们共同的心理。但是，这种不隔的记录，又很容羼杂感情的因素，不是热血沸腾，就是鼻涕一把泪一把。诚然，对待历史，不能全然没有感情，但太过激烈的感情，又会影响客观公正的态度。所以，从真正研究那段历史的角度讲，还是隔一层的好。可以说，我在精神上进入文革，就是隔着一层的。如果有人问我，你经历过文革么？你就想研究它。我说，没有经历过，也不想经历，幸好未曾经历，但这正是我的优势所在了。我觉得研究一段历史，很类似于“听讼”的。被告、原告、证人的话都要听，但心中又要有自己的权衡。古人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所以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另外，更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文革中，知识分子的苦难，大抵不西瓜，而是芝麻。全国山河一片红，大抵是主要的，不过，有人把这说成是“红色恐怖”，这不能为我所同意。芝麻在西瓜面前，是微不足道的；知识分子的苦难在全国山河一片红面前，尤其微不足道。然而，正因为如此，更让人觉得悲哀了。 （四）我心中的“文革史”
关于“文革史”，我见过两种，但很不满意，因为他们所写的，和我心中的想的，完全两样，在那里只有所谓“基本事实”的罗列，而这在我看来，却不过是老掉牙的东西，况且，在里面是无所谓“史识”的，因为他们并没有自己的认识，而只是讲些人云亦云的东西。诚然，人云亦云的东西是无违于政治正确的，但这话却说了等于没说，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只是叫人们记住文革的教训，至于文革的教训究竟是什么，他们自己也不甚了解。我以为，所以没有好的“文革史”，就在于中国还不曾有真正严肃的文革研究。所以在“文革史”中只能重复那些人云亦云的“政治正确”的老话。在我心中，自有一种“文革史”的；这“文革史”未必就对，但至少和旁人的不一样。只有解决了“文革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文革史写才好撰写，否则所谓研究，只能是黑暗中的摸索。有人说了，文革的本质不早就以历史决议的形式论定了么？我们只要在那个框架内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就是了。然而，那历史决议也不过历史的产物，谁也不会怀疑它当时的正确性，但世移时异，难道我们的认识还在原地踏步走么？更何况，那个历史决议，不过研究的开始，而不是研究的结束。如果研究还没有开始，所有的结论都已经既定了，那还研究个什么呢？就如同以前法官审案子，还没开庭呢，判决书都写好了，这又如何让人心服口服呢？结论是研究的成果，而不可能也不应该在研究之前，已经定好的。文革本质是什么？说实在的，现在依然扑朔迷离。虽然每个人都能讲出自己的道道来；但别人的观点听多了，便不由自主地想起来了《群盲评古图》。即便我们有再明亮的眼睛，可只要面对文革，我们马上变成了瞎子；但我们却觉察不到自己成了瞎子，反倒觉得开了天眼，心明眼亮。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把握了文革的本质的，可就在这种感觉中，文革的本质远离了他们。我以为，文革的本质决不是单方面的，它毋宁是一个综合体。所以要研究文革，定要从一切可能的角度展开。面面俱到，当然可能面面俱失，但那只是因为做的不好。在面面俱到中，必有作为灵魂性的东西存在。只要把握住了这灵魂性的东西，就可以把方方面面给统帅起来。我以为，文革史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历史，而是人类精神史的一部分。人类的精神是无比丰富的，我想没有人怀疑这一点吧，但是人类无比丰富的精神要想展现出来，却是需要机缘和舞台的。文革就为展现人类丰富的精神提供了千载一时的机缘和广袤无边的舞台。文革时期，人们的精神世界，出奇得简单，又出奇的复杂；没有人怀疑那个时候，人们在精神和信仰上的纯洁，但在这纯洁背后，又有多少的机诈与阴谋。许多人为那个时候人们的狂热和疯狂震惊；但这狂热与疯狂，既不是魔域的，也不是天堂的，而是人间的。既是人间的，那就会为人们所理解。如果说1958年的“大跃进”只是普罗米修斯的冲动的话，那么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普罗米修斯持久的愤怒了。普罗米修斯在人们的心中是有极高的位置的，因为他把天火盗到了人间，给人类带来了光明，马克思说过，普罗米修斯是哲学日历上最高的圣者和殉道者。但这最高的圣者和殉道者却是有双重性的。他所盗来的天火，固然能够给人类带来光明，但也是具有毁灭性的。革命是天火，他拯救了中国；但文革作为天火，也让中国陷入了十年之久的内乱与灾难。所以，对于天火以及普罗米修斯的双重性，我们是应该警惕的。普罗米修斯的命运是不好的，他被宙斯锁在了高加索山上，任饿鹰来啄食。但是，普罗米修斯所以受到这样的惩罚，似乎并不是因为他把天火盗到了人间，而是因为他知道推翻天神宙斯的秘密。文革所以被否定，似乎并不是因为内乱和灾难，而是因为在里面深藏着普罗米修斯心中的秘密。让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再闹一次天宫，恐怕他自己都觉得无趣的。但是，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却似孙悟空再一次大闹天宫一般。不过，这一个天宫已经不是玉皇大帝的天宫了，而是他自己建立的天宫。他生怕自己的天宫蜕变成玉皇大帝的天宫，于是他愤怒了，革命的天火再一次熊熊燃烧。
（五）重新发现文革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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