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若有若无的影射
所谓的影射，是很难说的，在我的感受中，它总是若有若无的。也正是这若有若无的特点，让影射成为构陷文人的主要手段。历来的文字狱，都是不讲道理的。也可以这样说，它用不讲道理来讲道理。在它所讲的道理面前，是毋庸置辩的，你越是辩解越显得理屈。就像“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本是极寻常的诗句，和清朝统治者不学无术，又有什么相干呢？但是，在深文罗织面前，又似乎隐隐有一点干系，所以这也变成了文字狱的口实。其实，文字狱，不是以“文字”为主，而是以“狱”为主。“文字”，只是构陷的媒介，即便不通过“文字”构陷，它也会用其它的手段来构陷。然而，既然是通过“文字”，又是构陷的文人，即所谓的斯文人，那就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构陷文人，出于私仇的不是没有，想哗众取宠的也很多，但是，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箝制文化。文字狱和笔墨官司是两码事。所谓笔墨官司，不过是我骂你两句，你再回敬我两句。骂过之后，顶多就是不欢而散，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淡忘了，握手言欢也未可知。但文字狱就不一样了，它可以说是一种政府行为，它的目的是要维护意识形态的纯洁。譬如文革开始时，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它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纯洁，它绝不容许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毒害了人们的思想。其实，《海瑞罢官》主要的把柄，也就是所谓的的影射。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所以问题的关键就是海瑞是不是影射彭德怀。后来人们找了许多材料，证明吴晗和原国防部长彭德怀一点关系也没有，那也即是说影射是不成立的。没有什么关系，那就犯不着为庐山会议上跳出来的彭德怀鸣冤叫屈。如此以来，那便证明，所谓的影射，不过是诬蔑。毛泽东的话，当然是一锤定音的，但是他的结论是根据姚文元的材料做出来的；姚文元作为“文棍子”的生花妙笔能写出什么来，那是可想而知的。《海瑞罢官》的剧本中，有写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话，再经姚文元的引用加乱棒，那会产生什么样的阅读效果，即便没有研究接受美学，也很容易心领神会。不说海瑞影射彭德怀倒也罢了，一说，一想，还真是那么回事。其实，海瑞影射彭德怀并不足以犯忌，关键是它的言外之意，即嘉靖皇帝影射毛泽东。毛泽东的偶像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嘉靖皇帝这昏庸的角色，他又岂会放在眼里。然而，这一系列的生发，全是出自臆想，至于《海瑞罢官》的本意是什么，吴晗就是长一百张嘴，一张嘴里长一百条舌头，也说不清了。然而，历史是不会给吴晗申辩的机会的，所以他的结局也只是含冤死去。那么，这影射倒底存在，还是不存在呢？我看有的毛泽东传记，只是写道：吴晗在《海瑞罢官》中大概影射了原国防部长彭德怀。这“大概”一词下得实在是好，说他没有吧，又好像有。既然是众口一词，那想来是有的；说他真有吧，又查无实据，更找不到主观动机。这个“大概”很类似于岳飞蒙冤时的“莫须有”。只不过岳飞不是因为文字取祸罢了。其实，所谓的“影射”，应该是文艺政治学研究的范畴，文艺创作本身是无所谓“影射”的。没有哪个文学家抱着“影射”的心态，能够写出伟大的作品。有的人可能要说大谬不然了，人们不都在讲某某伟大的作品，影射这，影射那，争论不休，几挥老拳吗？不过，这都是无知妄人的附会罢了，伟大文学家创作的心态，他们又几曾窥见。平心而论，《海瑞罢官》算不得极好的文艺作品，历史学家搞文艺创作，并不见得那么在行；但是，那种敢说真话，为民请命的骨气还是有的。对于吴晗的杂文《谈骨气》，我的印象极深。然而，正是这样有骨气的历史学家，为若有若有的影射所茶毒，而沉冤莫辩。清人有句诗叫做“避席畏闻文字狱”，听说文字狱，都觉得可怕，那身受，又该是怎样的痛苦啊。然而，最为痛苦的还不是沉冤莫白，而是那些信口雌黄的人飞皇腾达。姚棍子，能挥舞到几时呢？其实，舞棍子的人，是难免挨棍子的。这不是因果报应，而且历史的必然。
（二）都是说真话惹的祸
吴晗所以要写《海瑞罢官》，那还是因为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倡海瑞敢说真话的精神。其实，这样的跟风创作是很成问题的，但既然做了，那颗赤诚的心还是可以理解的。海瑞这个人，虽然在老百姓中有着极好的口碑，但在同僚以及上司眼里，却是惹人厌憎的；因为他每每跟上司发生冲突。嘉靖皇帝也不怎么喜欢海瑞，因为他敢于为民请命，犯颜直谏。但大家似乎又不能把海瑞怎么样，因为他简直是道德的楷范。统治者虽然不喜欢海瑞这样的人，但是却明白要维护大明的统治，需要海瑞这样的人。说实在，海瑞在明代历史上是比较引人注目的角色，对他的评价也有很多的歧异。如果不是毛泽东提倡海瑞讲真话的精神，我想，吴晗虽然是明史的专家，是不敢也不会写海瑞的。他以为，有了毛泽东讲话的保护伞，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写海瑞了，始料未及的是，这保护伞正好砸在自己头上。也可以这样讲，《海瑞罢官》的罪名也就是“借古讽今”。古代究竟怎么样，即便历史学家也很难搞清楚；但讽今却是要不得的。只有说今天的现实顶顶好，那才是明哲保身的法子。吴晗虽然可以说是明哲，却不懂保身的。海瑞罢官，是说真话惹的祸；吴晗成为文革的献祭，也就是说真话惹的祸。嘉靖皇帝也想听到真话，毛泽东更是提倡讲真话，那为什么真话来了，反而让他们勃然大怒呢？我想，这就是真话的问题。真话，是有很大主观成份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所理解的真话，而人们的理解显然是不一样的。毛泽东所提倡的讲真话，并不就是吴晗所理解的讲真话。吴晗以为讲真话可以无所顾忌，有错误就要批评，有缺点就要改进。这种理解，不能说有错；但是，若回到毛泽东的立场就不一样了，即便是真话，也不是什么都能讲的。真话要被人接受，是要讲艺术的，直来直去的讲，是要触霉头的，在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不就是个例子么？在那个时代，阶级斗争那根弦绷得很紧，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是很容易混淆的。对彭德怀这样功勋卓著的革命元帅，都是以反革命集团处理的，那把吴晗当做反革命，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把吴晗和彭德怀绑在一起，虽然是冤枉，但又实在是历史的宿命。彭德怀可以以一部《彭德怀自述》，来表明自己的心迹，后人也更加理解他的铮铮铁骨、赤胆忠心，但是吴晗又用什么来表明自己的心迹呢？有人说，《海瑞罢官》本身，不就是最好的表白么？可是，我们现在，也只知道《海瑞罢官》的大名，又有谁肯平心静气的把它读一遍呢？实际上《海瑞罢官》的文艺价值，早就失去了，它所具有的也只是史料价值。莫将遗恨付秋风，可是遗恨早就随秋风远去了，我们又有什么法子呢？既然全都是说真话惹的祸，那我们还要不要说真话呢？真话当然要说，因为不说真话，对不起我们的良心；但是违心的话，甚至假话，我们也会不失时机的说一些。真话未必就对，这是一定的，但是，真话毕竟代表着我们的良心，不说真话，于心不忍，于心不安。除了提倡讲真话，还有一点是最为重要的，那就是创造讲真话的环境。只有拥有了讲真话的环境，我们才可以放心地讲真话；如果只是因为讲真话便会惹祸，那讲真话知的人会越来越少。说实在的，真话很难讲得优美动听，然而“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即便讨厌讲真话的人，也是愿意听到真话的。在讲真话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立场的问题。但是，知识分子在讲真话的时候，往往忽略立场的问题，所以挨了不少板子，甚至掉了脑袋。人们判断说话的真与假，往往不是首先考虑他讲的是否真实，而是先考虑他的立场。所谓的立场，实际就是站队的问题，假话可以放心地讲，但这队却不能够站错。姚立元虽然满口的假话，却很会站队，所以能够飞皇腾达；而吴晗呢，虽然赤胆忠心，讲的又是真话，却不会站队，所以只能倒霉了。若说知识分子都不会站队，那也不尽然；但大凡有骨头，有正气的知识分子，似乎很难于世俯仰，所以只能生存在夹缝中，许多时候，甚至这夹缝也没有了。讲真话，是一种选择，并且这种选择非常的悲壮，而这悲壮就来源于真话往往被人误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只是理想，少有人有那么宽广的胸怀。
（三）有理的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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