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若水：在若隐若现间含沙射影(3)

有人可能对这名目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名垂青史，还是难以忍受的呢？多少人想名垂青史而不可得，得到了，为什么又难以忍受呢？且听我细细道来。其实，吴晗得以名垂青史似乎并不是因为他的学问，而只是因为他充当了文革的献祭。我们知道吴晗，只是因为文革是以批判他的《海瑞罢官》开始的。我想，吴晗并不想着以这样的方式家喻户晓的；他更希望大家因为他的学问而知道他。诚然，吴晗作为明史的专家，学问很不错，文笔也不坏。然而，他在学问上并不是继往开来的大家；他本人也有政治化的倾向。其实我觉得，作为学者，就应该安心地做学问，不必为政治的风潮所动。如果吴晗只是想安心地做学问，那他断不会去写《海瑞罢官》的；就是去写，也不会那样仗义直言。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下，知识分子说话往往是无所顾忌的，而这个时候，他们往往忽略了政治所能容忍的限度，用政治家的话说，叫做把尾巴翘到天上去。而处于高压的环境下呢，他们又噤若寒蝉，什么也不敢说了，用他们自己的说法，叫做夹着尾巴做人。而实际上呢，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与夹着尾巴做人，不过一物的两面——高度自负又极度自卑。自负的时候目空一切，而自卑的时候呢，又觉得自己一无所能。自卑是从自负来的，许多时候，所以心灰意懒，所以自轻自贱，不正是因为心比天高吗？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知识分子能够从自卑又自负的怪圈里走出来。应该说，知识分子是比较清醒的。他们懂得“弄文罹文网”，但是他们的笔摇到快处，便浑然忘却了那应有的忌讳。从我们现时代的语境来看《海瑞罢官》，那自然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时代早就扬弃了文革；在吴晗写作时代，来看《海瑞罢官》，同样问题不大，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进入文革。只在文革时代，在文革的逻辑下，《海瑞罢官》才是很成问题的。说《海瑞罢官》，借古讽今，影射彭德怀，当然是出自附会与想象。其实，在一定情况下，附会与想象会成为一柄杀人利剑。所以我讲，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影射的问题，而是权力的争夺，并且是用阴谋去争夺权力。可以说吴晗以及《海瑞罢官》的敌人并没有在明处，他是在若隐若现间含沙射影。这就是无物之阵；又有谁能胜得过无物呢？你纵然用匕首与投枪刺死它，可无物之物早就逃脱了。搞阴谋的人，永远都不会站出来的。所以真正的勇士往往死在暗箭之下。阴谋，当然可以揭露，但是，这需要时间，而死在阴谋之下的人，就只能永远含恨九泉了。真正的勇士在死亡的时候，却要背负着人民公敌的恶名，这也就是所有献祭的悲哀吧。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说，有些人就是要被献祭的，他就甘愿充当这样的献祭，因为这意味着神圣。可我要说，不，不可以的，纵然再神圣，也不能充当献祭。因为献祭意味着死亡，而且是背负恶名的死亡。文革是有许多献祭的，这些献祭包括党和国家的功臣以及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充当这献祭心甘情愿么？这又意味着多少痛苦与眼泪，甚至鲜血呢？当然，文革也是有自身考虑的，它是希望这些功臣和知识分子在文革的洪流中得到重生。革了一辈子命，当革命的烈火烧到自己的时候，他们又会怎么办呢？这是游戏吗？是政治的游戏，还是革命的游戏？革命到了圣境，到了化境，是很有小孩子那种心态的。只是一个苦难深重又极渴望现代化的民族，经受得起这样的游戏吗？游戏，本应该是闹着玩的，但是，鲜血与眼泪却是真实的。文革成了青春的游乐场，可是谁为毁灭的青春负责？谁又为青春所毁灭的东西负责？难道仅仅因为年轻，就可以不必为那些罪恶负责吗？吴晗及其《海瑞罢官》就是被淹没在这狂热的青春大潮中的。三家村黑店，当然是黑得不得了，可为什么，多少年后，我们在这黑店里发现了正气，发现了骨气，发现了赤胆忠心。一切都被颠倒了，如果没有被颠倒，吴晗即便是一个知名学者，也不可能家喻户晓。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没有人说文天祥的死是冤枉的，因为他死在了敌人的屠刀下，他死得光明磊落，他死得正气浩然。而吴晗却死在了青春的狂潮中，死在了冤屈里。他是因为冤屈而名垂青史的，对于这样的名垂青史他能忍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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