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经讲过“有理的压迫”，我就依样画葫芦，仿了个“有理的冤枉”。“压迫”而“有理”，已足以惊世骇俗；“冤枉”而“有理”，亦足以耸人听闻。冤枉又何以有理呢？那即是说，这冤枉已超越了本身，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也就是说，是否冤枉，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冤枉服从更高的目的。我们现在能找出很多的证据来证明吴晗冤枉，吴晗本身也确实是冤枉的，但是，这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是急风暴雨的文革开始的先奏。山雨欲来风满楼，能从个中探出消息的人不是很多。也即是说，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只是文革的突破口。即便没有《海瑞罢官》，它也会从别的地方选择突破口。选择实破口是必然，而把吴晗的《海瑞罢官》作为突破口则是偶然。我们尽可以说《海瑞罢官》没有问题，它也真的没有问题。但是，既然选择了它作为突破口，那没有问题也会找出问题来。就如同攻城，总要在城墙上炸个缺口，于是，便对着一个点，万炮齐轰，也就炸开了。你完全可以说被炸开的这段城墙砌得很好啊，固若金汤啊，完美无缺啊。但是，很可惜，缺口就是从这里被打开的。被炸开的城墙没有错，那炸开城墙的大炮就没有错么？都没有错，那又错在哪里呢？我们不知道，也搞不明白。可以说，吴晗以及《海瑞罢官》是中国知识界的代表；只要他被打倒了，那就没有人能够阻挡住文革的急风暴雨了。依据文革的逻辑，对吴晗的冤枉实在是有理的。吴晗所坚持的“讲真话”，是小道理，而对知识分子的灵魂进行改造则是大道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况且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批人的问题。吴晗及《海瑞罢官》只是一个个案；通过这个个案，毛泽东自然可以想见知识界的思想混乱成什么样子。可以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一直很有顾虑，始终不肯相信他们。毛泽东并没有把知识分子当做人民的一员，知识分子的地位始终是游移不定的。周恩来曾经为知识分子脱过帽子，说他们已成为了人民的一部分。但毛泽东对此不无鄙夷。在毛泽东想来，知识分子总是自高自大，以学问自傲，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而且缺乏实践，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什么事也做不成。不过，这也确实是知识分子的缺点。有缺点当然是要改的，但是用改造灵魂的方式去改正缺点，确实让人难以接受。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所遭遇的已经不是改正缺点这样的小问题，而是改造灵魂这样的大问题。为什么要改造灵魂呢？不正是因为灵魂肮脏无比么？可问题是，果真如此么？知识分子在文革是被完全否定的，可以说是一无是处。对于这种全盘否定，接受下来是很难的；因为接受就意味着认罪。既没有坑蒙拐骗，也没有杀人越货，本就无罪，又认什么罪呢？然而，不认罪就是不老实，可谓罪上加罪。没有法子，只有认罪；可光认罪又怎么行呢？ 还要不停地检查交待，接受改造，洗心革面。这整个的一套逻辑，在我想来，大抵不过请君入瓮。冤枉不仅有理，而是头头是道，大抵这有理的冤枉，才是最大的冤枉吧。因为在有理的冤枉面前，是无处去说理的。那么，怎么从有理的冤枉中走出来呢？那也只有否定它的前提。有理的冤枉是以知识分子的原罪为前提的，也即是所谓的“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样错误的前提，是不值一驳的；只有否定了知识分子原罪的前提，那些冤枉才会露出本来的面目，才谈得上平反，才能够拨乱反正。如果就认定知识有罪，那对吴晗以及所有知识分子的批判，就没有什么错处了。文革有一个知识有罪的前提，又有一个霸道的逻辑，所以知识分子遭殃，是很正常的；如果不遭殃，反倒是咄咄怪事。所以，我们既要告别文革的逻辑，更要告别文革的前提。这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什么是无缘无故的。所以制造冤案，那还是服务于权力的斗争。权力的斗争，虽然很快就会失去它的意义，但在当时，却是剑拔弩张，含沙射影。有阳谋，又有阴谋；吴晗以及《海瑞罢官》就是着了阴谋的道吧。其实，阴谋不过是捣鬼。但是，也正如同鲁迅先生所言，捣鬼有效，然而也有限。历史的公正往往迟到，所以捣鬼有效；但历史的公正终会到来，所以捣鬼有限。 （四）文革的献祭
可以说是吴晗及其《海瑞罢官》是对文革的献祭。所谓献祭，一方面是软弱的，因为献祭本身就意味着牺牲，首先牺牲的当然不是强者，而是弱者；另一方面又是神圣的，只可惜在文革中并没有见出这种神圣，反而到处都是对这种神圣的亵渎，好像亵渎神圣倒成了神圣。我觉得，是不能够把人或者文化当做祭品的。充当献祭，也没有太多的神圣，反倒是可怜巴巴的被绑在祭坛上。有没有人甘心充当文革的献祭呢？我想，是没有的吧。文革的献祭，大抵不过无主名、无意识的牺牲。人们不能够迷恋献祭的神圣，而应看到那无谓的牺牲与眼泪。从根本的精神来讲，文革也许未必就错，但是它却践踏了许多美好的东西。并且践踏这美好的，并不只有丑恶，甚至美好也去践踏美好。文革大抵是一场自相残杀，或者说精神自杀。每个人都想把别人作为献祭，然而，到头来，却是自己充当了献祭。在我们后来人看来，文革实在是一笔糊涂帐的。文革只发生了十年，但我们要算清文革这笔帐，恐怕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所以，对付文革这笔糊涂帐，最好的法子，就是不去算。只要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那过去的老帐就可以掀过去了。把老帐掀过去，也并不是注销的意思。历史的老帐，是没有法子注销的，所以就把算老帐的工作，交给研究历史的人吧。曾经充当过文革献祭的人，回忆起来总是鼻涕一把泪一把，这虽然可以歪曲一些文革的真相，但那痛苦却是真实的。所以，要真正的了解文革，只陶醉于红海洋、红宝书、大串联、上山下乡，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应看到那些被打倒、被冤枉的人的痛苦。戴着高帽子游街，被拳打脚踢，这是看得见的，至于心灵的痛苦，却是看不见的。在暴徒眼里，打人或者欣赏别人挨打，这就是他们的快乐。你可以说，这样的快乐没良心。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之上，那能叫真正的快乐吗？其实，他们也不管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只要能够挥舞拳头，那就是他们的天堂了。有挨打的，那自然就有打人的。挨打的人，满腔痛苦，一肚子冤枉，但那些打人的人呢，却可以批上革命的外衣，在那里洋洋得意，逍遥法外。可以说，文革时代的法制并不健全，但是这又似乎没有法子苛责文革。文革是大革命的时代，又哪个大革命时代拥有健全的法制呢？如果法制健全，那革命也就闹不起来了。我们虽然听说过“奉旨造反”，却没有听说过“合法的革命”。对现存秩序来说，革命就是非法，因为革命的目的，就是颠覆现存秩序。许多时候，现存秩序只是象征性的，在文革激烈的变动中，人们沉沉浮浮，可能今天还是高官，明天就被绑着游街去了。连高官都被绑着游街，那普通百姓更没有安全感了。不过正因为是平头百姓，所以不必经历那样的沉沉浮浮，所以他们反而是文革中最为幸福的一群。充当文革献祭的只是少数，并且是有头有脸，有知识有学问的人。而一般的老百姓，只是看看表演，顶多喊喊口号就是了。革命可以改变人心，但人心也会消化革命。文革是以改变人心为根本目的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文革也真正改变了人心。经过文革洗礼的中国人，不再唯唯喏喏，委曲求全了，也不再像陶渊明似的，躲开政治的旋涡，“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了；他们选择了反抗，选择了用双手去改变历史的命运，譬如如“四·五”运动，这就是中国革命的真正成就。中国革命虽然改变了中国人的心态，但对于知识分子，似乎有点无能为力。文革这么强大的运动，都没有改造好知识分子的灵魂，那想来也没有什么能改造了。我觉得，改变心态，是很容易的，哪怕只言片语，就能点醒梦中人；但改造灵魂，却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急不得，也躁不得。不过现在人们好像已经放弃这项工程了。这项工程本应该由知识分子来做的；可是经历了文革，他们总有许多后怕，所以，这项伟大的工程还是交给上帝吧。文革，容易把人搞糊涂，但也能够让人警醒。我想现在不会有人以充当祭品为自豪了吧。然而，对于文革，我们似乎应该有所奉赠；那么我们奉赠什么呢？我想，也只有反思了。可以说，文革是学术研究的聚宝盆，我们的反思可以让逝去的文革熠熠生辉。
（五）难以忍受的名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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