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若水：洁白的纪念碑

　　（一）皎皎者易污

　　据说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的文化界名人有二百多人；那么这二百多人在历史上究竟留下了什么呢？难道只是“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邱”吗？可以说，在精神上，他们留下了洁白的纪念碑。但是，是不是每个人的纪念碑都那么洁白呢？这谁也说不准，因为二百多人，各有各的精神世界，并不定是每个人都像屈原那样高洁的；但是，他们的忠诚，他们的冤屈又是和屈原一样的。现在有句口头禅，叫做“我比窦娥还冤”；我想，这话是适用于他们的。因为忠诚而含冤，且又被迫害至死，所以他们形成了一个群体，一个在精神上被我们哀悼的群体。但是，我们的哀悼并不能让他们永生；真正能让他们永生的是他们的事业。但是，这二百多人中的大多数人，恐怕是战胜不了时间的；只有其中的少数杰出者，能够做到，像老舍、傅雷。他们的事业已经随着他们的冤屈埋入了历史的深海；沉冤昭雪，对他们来讲，已经没有丝毫的意义。在天之灵的话，从来就不可信；我们即便勉强去信，也不过一种善良的愿望。谁都知道，根本就没有在天之灵的。要么孔子会讲“祭如在”呢？我们的纪念是没有丝毫意义的，尤其对死者来说。但我们为什么还要纪念呢？从小处说，为了求得一己的心安，至少证明自己对于苦难有不可遏抑的同情；从大处说，则是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尤其是不能让历史的悲剧以崇高、伟大的名义重演。文革的悲剧会不会重演，知识分子谁也没有底。因为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太不妙了；尤其在社会大变革的年代，他们往往处于社会的底层。如果知识本身没有尊严，那知识分子又有什么尊严呢？“人格独立，精神自由”，可以成为知识分子的宗教；但是，这个宗教，并没有太多人信奉。人的尊严，人的价值，这是最起码的，然而，正是这最起码的东西在遭到践踏。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本身，就是带有悲剧色彩的。他们追求人格独立，但却从来没有获得过独立的人格；他们追求精神自由，但是自由的精神却把他们自己埋葬。文革是知识分子的灾难与浩劫，这是抹不去的事实。诚然，把这冤死的二百人放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里，那该是多么渺小，恐怕大海之一滴都算不上。“全国山河一片红”，这为多少人向往，区区二百人的冤魂，是无法抗拒历史的车轮的。更何况，这二百人还是被分散开的。在知识分子，是灾难，是浩劫，但在亿万革命群众，又是真实的红彤彤的年代。然而，我们真正重视的应该是什么呢？是“全国山河一片红”，还是知识分子的灾难。如果从折衷调和的角度讲，二者不可偏废，因为这两面，都是历史的真实。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两方面，究竟哪一面对未来更有意义。很显然，“全国山河一片红”，很快就会成为历史的过去时，中国必然要由文革转向改革；也正是这种转折，会赋予知识分子的灾难以崭新的意义。可以说，在知识分子的灾难中，就孕育着整个的八十年代。我们并不能说，知识分子的冤魂都是高洁的，在这里，同样可能鱼龙混杂；但是作为一个精神的群体，他们毕竟留下了洁白的纪念碑。当然，在文革中，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是被认为非常肮脏、非常卑琐的；只有劳动人民的精神世界才是无比纯洁的。所以，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整个的精神被扭曲了，知识分子甚至可以从大粪中闻出香味来，就像《牡丹亭》中说的：“龙诞不及粪渣香”。可以说，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民粹主义。既然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那么肮脏，怎么可能留下洁白的纪念碑呢？当然，这也只有把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了。其实，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并不肮脏，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像屈原那样行高志洁的。然而，“过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所以，反倒是精神不怎么高洁，和光同生的好。我们知道，“皎皎者易污”，要像莲花那样“出淤泥而不染”，是很难做到的。虽然如此，许多知识分子，还是执拗地保持着自己精神的高洁。虽然高洁的知识分子总难免为污泥所染，但是，历史的河流，却会冲走所有污泥，还他洁白的本来。这大抵也是所谓的“质本洁来还洁去”吧。

　　（二）峣峣者易折

　　“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折”，这是人们常讲的，用这话来形容傅雷，是再恰当不过的。傅雷是个行高志洁的人，并且性格非常严厉、刚强。据说他是同谁也和不来的，于是便闭门在自己家里译书。当然，我们了解傅雷，主要是通过《傅雷家书》，而《傅雷家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严厉的父亲。傅雷在对傅聪的教导上可谓是呕心沥血，这大抵也是中国家长望子成龙的共同心态吧。实际上，真正让傅雷享有盛誉的，还是《傅雷家书》，因为在里面不只教子那么简单，而是充盈着艺术的性灵，所以才会成为忠实的艺术学徒的最好读物。讲到傅雷，便不免谈及他们夫妇的自杀。我在想，用死亡来洗掉泼在身上的污秽，究竟值不值。对于这，我总是怀疑的。我觉得，傅雷夫妇有足够的理由活下来，虽然不免会含垢蒙尘。我们常讲：“好死不如赖活着”；只有活着，沉冤才有昭雪的一日。傅雷夫妇最后自然是沉冤昭雪了，但这对于他们，还有意义吗？我们也只能“在天之灵，泉下有知，也该欣慰”的乱说一通。但是，他们当年死去，就为了换得九泉之下的欣慰吗？当然，我们可以从傅雷刚强的性格找原因，而所谓的：“峣峣者易折”，正能解释这一点。但是，我们如果只从他的个人性格找原因，却忽略了当时的社会环境，那显然是肤浅的。为什么他在那样一个环境下会自杀，而在别的环境下，却不那样做呢？文革给知识分子的压力太大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这虽然不过一顶高帽，但是这顶高帽的杀伤力太大了。我想，少有人担得起的，尤其像傅雷这样有精神洁癖的知识分子。大抵：“峣峣者易折”，解释不了傅雷的自杀的。我们可以举老舍的例子作旁证。可以说，老舍并没有多么刚强的性格，也不是“峣峣者”，为什么在那种社会背景下，会选择投湖自沉呢？很显然，这些知识分子的选择，已经不再单纯地是个人性格的问题了，最重要的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当然，个人的性格在里面是起作用的，但这个作用已经太渺小了。我们只能把傅雷、老舍的自杀，归罪于那个时代，归罪于那种高压的政治氛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文革的社会环境对知识分子是非常不利的，因为知识分子就是文革的对象。那个时候，虽然知识分子视为被改造的对象，要团结；但事实上，并不尊重知识分子的。人们爱讲“知识越多越反动”，那知识分子自然是反动的。对于反动的知识分子实行群众专政，就理所当然了。知识分子对于群众专政是不好接受的，专政专到了自己头上，谁会好受呢？专政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字眼，忍受这种痛苦，是很难的。在这种痛苦里，根本就找不到做人的尊严。因为活着没有尊严，所以才要用死亡来找回这种尊严。在文革中，反权威的浪潮，可谓风起云涌。知识界的名人，自然要当做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了。本来学术权威，并没有什么，现在不就有许多人争当学术权威么？但是，一旦在“学术权威”前面加“反动”二字，可就不得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最终还剩什么呢？也只有一片文化的荒漠了。虽然文化成了荒漠，但是知识分子还在的。那知识分子在干什么呢？反省，忏悔，写检查。然而，这有意思么？没有意思也要做。这就是生活，身不由己的生活。也许，精神的痛苦是所有痛苦中最痛苦的一种。那么，对于这精神的痛苦，我们如何避免呢？没有法子避免，但有法子彻底解脱，那就是死掉。只要死了，什么都一了百了，又谈何精神的痛苦呢？不过，就像傅雷、老舍，恐怕也还是在极大的痛苦中告别这个世界的。临死前，都那么痛苦，那死后，反倒会幸福么？他们的死，对当时的时代，没有什么助益，反而是螳臂挡车，蚍蜉撼树，逆历史潮流而动，自绝于人民。当然，后来平反，就要说一些冠冕堂皇又非常高尚的话。但是，我总觉得，无论说什么，都是无益的。死者已矣，生者就不要再饶舌了。另外，说到傅雷的性格，这本身就不免带有悲剧的色彩。何必要做那么刚强的“峣峣者”呢？我个人非常喜欢温柔似水的性格。温柔似水的性格，虽然很难拍案而起，但却很懂得与世浮沉。性格本身就是悲剧，那什么不是悲剧呢？社会的悲剧往往就在个人的性格上体现出来。

　　（三）以死抗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