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讲以死抗争的意义，但是我心里很清楚，以死抗争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周恩来有首待，非常有名，他讲：“大江歌罢调头东，遽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这“难酬蹈海”，可以说是以死抗争吧。这抗争的结果，却不过给大海里的鱼添了一点食物而已。当然，人们讲以死抗争是不会关注这么实际的问题的，人们会讲精神的意义。诚然，以死抗争是有一点精神的，但问题是，这精神，还不随便人怎么说么？就像傅雷上吊，老舍投湖吧，当时人们会讲逆历史大潮而动，自绝于人民，如此以来，我们所谓的精神，又何在呢？不仅没有我们所激赏的精神，而是全部地被抹黑了。以死抗争，是一个说法；窝囊死，也是一个说法，那哪个说法更合乎实情呢？我觉得，在傅雷，大抵是以死抗争，而在老舍，就实在有点窝囊。以死抗争，换来的自然是洁白的纪念碑；而窝囊死呢，在反对者，自然是一片奚落，但在同情者，又是无穷无尽的苦难与眼泪。傅雷的以死抗争，决不是想不开，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可以说是有一种精神在里面的。当然，傅雷完全可以选择活着，因为他没有什么错，与“反党反社会主义”更是八竿子打不着。但是，他真正不能够容忍的是白璧蒙尘，含冤苟活。他就是要用一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是的，他是清白的，后来的历史洗刷了他的冤屈，但是他毕竟死了，他看不到沉冤昭雪了。更何况，在他死的当时，并没有留下什么洁白的纪念碑；可以说，在那个社会环境下，他的死是很不光彩的。至于洁白的纪念碑，那是后来人讲的。以死抗争对现实的意义是很小的，简直完全没有。一两个生命，哪怕是杰出的生命，在中国消亡，都是算不得什么的。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这样讲可能让那些以死抗争的人不高兴、不舒服，但是，现实就是个样儿。以死抗争，就如同一种赌注，他是用生命去赌一种精神、一种价值、一种意义的存在。牺牲掉了生命，但是精神、价值、意义永恒，这就是他们所期望的最好结果。但是，这种最好结果只存在于他们的理想中，并不存在于现实中。现实所给他们是最坏的结果，不仅精神、价值、意义，没有得到成就，就是他们自己也被视为社会的异类甚至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他们想要的和他们得到的，是有天渊之别的。正是基于这种天渊之别，我们说，他们死的不值，他们的血白流啊。实际上，死去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只有活着才有意义。当然，以死抗争是用死亡来成就活着的意义。但是，死亡本身毕竟是对活着的否定；既然是要成就活着的意义，那为什么不好好活着呢？其实，以死抗争的人往往是作为反面教员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我们可能非常钦佩他们要成就的精神、价值、意义，我们也可能尊重他们的选择，但是，我们决不会做出像他们那样的选择。傅雷的上吊是以死抗争，但是老舍的投湖恐怕就是窝囊，想不开了。老舍并没有傅雷那样刚强的性格，也没有什么精神洁癖，他在当时情境下，所以要投湖，可能只是因为不理解文革，无法接受自己的处境。解放后，老舍在政治上的表现是非常积极的，不仅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而且还当上了劳模。作家去当劳模，想来有点滑稽，但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尚。一个政治上表现如此积极的楷模式的知识分子，为何竟成了文革的对象，挨批挨斗，而且遭到毒打，这是他想不通的。老舍应该说是一个标准的老实人，只不过这老实人非常有才华罢了。但是，这种才华，并不足以使他老实的性格有什么长劲。我在想，老舍投湖的时候，是不会想着以死抗争的，他只是满肚子的委屈而已。如果在当时，有谁听他倾诉一下苦恼，大抵是死不掉的。现在，我们对于他投湖时的心态，只能根据他的性格去臆测，至于真实是什么样，那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当然，他知道的，已经不可能笔之于书，而只能荡漾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了。以死抗争是死；想不通，窝囊死，也是死。既然都是死，那为什么不壮烈点呢？但是，这又不过看客的心态。窝囊死，没有什么意义；以死抗争，也没什么意义。因为这两种死亡，不过昭示着现实的失败罢了。 （四）现实的失败
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可以说是非常失败的。这种失败，并不是知识分子造成的，而是那个时代造成的。作为革命对象的知识分子，怎么可能获得成功呢？他们惟一的选择，也只是不能乱说，不能乱动，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鲁迅曾经讲过，精神界的战士并不是人间的骄子；他们要受很多苦痛的。但是，在文革中，我们几乎找不到精神界战士的存在。而文革后呢，翻身得解放的知识分子，似乎人人都成了精神界的战士。可见，这历史，尤其个人的历史，是可以任意编造的。不是文欲如其事，而是事欲如其文。其实，知识分子写下的许多文字，是不可信的。谁不拍着自己的良心说，自己没有说谎呢？但是，世界上最动人的谎言都是以良心起誓的。知识分子的话，即便是真的拍着良心说的，依然会有许多歪曲。这简直是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表现，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而这彻头彻尾的失败什么时候又美化成了文化英雄们的光辉战绩呢？把天下后世的人都当小孩儿去戏弄，这本身也太弱智了。我觉得，知识分子应该有勇气面对自己在文革中的失败。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最大的失败，就是放弃了自己独立的思考。也可以说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已经不再是以思考为天职的知识分子，而成了完全驯服的工具。难道陈伯达现象不是非常悲哀的吗？不过，陈伯达自己并不觉得悲哀，而且感到无比自豪。他说，他最大的本事就是把毛主席的一句话变成《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问题的关键只在于，他有自己的思想吗？对他来说，有没有自己思想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猎取思想之外的权力、地位。当然，如果客观公正地评价陈伯达，恐怕还要说他是大理论家、大哲学家；他虽然有错误，但那毕竟是一时的，他的功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讲这话的时候，我们就不觉得脸红吗？成为完全驯服的工具，这就是知识分子最大的失败。其实，陈伯达并不是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而只是笔杆子。知识分子是有自己独立思想的，而笔杆子只不过在充当喉舌。既然如此，我们就完全没有必要以知识分子的标准去批评陈伯达了。我们看一下真正知识分子的命运吧。傅雷上吊，老舍投湖，这都是用生命去捍卫知识分子的尊严。但这种捍卫本身，不正印证了他们在现实中的失败吗？那么，知识分子有没有可能在文革中大有作为呢？按照我们现在的逻辑，自然是没有这种可能的。但是，在那个时代毕竟还有像浩然这样的作家，可以发表作品。这让许多不如意的知识分子很不服气，于是在文革后，他们便把污水泼向无论就个人品格还是创作思想都没问题的浩然。这是很大的冤枉，当然，历史本身会把这冤枉洗刷干净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除了忏悔，写检查，自我否定之外，那就是唱颂歌了。知识分子并不高明，甚至很多时候非常地卑贱。许多东西，也并不完全是那个时代造成的，在知识分子自身，就有着劣根性。把自己的劣根性隐藏起来，又以文化英雄自命，这可以说是恬不自耻，然而，在他们，又是最大的光荣。当然，我是同情知识分子的，但这种同情，却绝不意味着对他们的劣根性视而不见，更不意味着应该大张旗鼓地赞美他们的劣根性。大多数知识分子，虽然在文革中受了很多苦，但是他们却没有对这苦痛的承担，更枉论华丽的转身，与光明同在了。在苦痛中煎熬，这算不得什么，重要是完成对苦痛的升华。古人讲，蚌病成珠，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确实像蚌那样，身体里揉进了沙子，但并没有凝结成珍珠。我在想，对于现实的失败，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以死抗争，英雄般地死去，这是傅雷、老舍的选择；但是，对于这种选择，我们除了唏嘘之外，并不想给予过多的赞叹。活着的人，决没有劝别人死的权利。赞叹别人的死亡，许多时候无异于谋杀的。因为这会让人误以为死亡是何等的美妙。面对失败的法子，还有两种，一是逃避，逃到深山老林里，不去面对；一是忍耐，卑贱地活着。对于逃避，我是不赞同的，因为人总有无路可逃的时候。所以还是忍耐吧。在我们中国文化中，本就有隐忍的传统。只要能够隐忍，那就可以走过最为艰难的年代了。
（五）精神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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