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完全把秘鲁社会描写成了现代斗兽场，其中的许多细节都能使有过类似噩梦的人感同身受。但是，总体上讲，由于几乎完全用对话敷衍开来，《酒吧长谈》多少显得有些冗长和散漫。也许正因为如此，小说并未达到《绿房子》和《城市与狗》的高度。
巴尔加斯·略萨的其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世界末日之战》《狂人玛伊塔》《谁是杀人犯》《继母颂》《利图马在安第斯山》《情爱笔记》《公羊的节日》(又译《元首的幽会》)《天堂的另一个街角》和《坏女孩的淘气经》(又译《坏女孩的恶作剧》)等，另有剧本《塔克纳小姐》《凯蒂与河马》《琼卡姑娘》和《阳台狂人》，文学评论《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博士论文，1971)、《永远的纵欲：福楼拜和〈包法利夫人〉》《顶风破浪》《谎言中的真实》等。
巴尔加斯·略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因不可究诘的原因同马尔克斯闹翻后，开始了文学观念上的重大转变。80年代，他五体投地地推崇起博尔赫斯来。他说：“当我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曾经狂热地阅读萨特的作品，由衷地相信他断言作家应对时代和社会有所承诺的论点。诸如‘话语即行动’，写作也是对历史采取行动等等。现在是1987年，类似的想法可能令人觉得天真或者感到厌倦——因为我们对文学的功能和历史本身正经历着一场怀疑的风暴——但是在50年代，世界有可能变得越来越好，文学应该对此有所贡献的想法，曾经让我们许多人认为是有说服力的和令人振奋的。”“对我来说，博尔赫斯堪称以化学的纯粹方式代表着萨特早已教导我要仇恨的全部东西：他是一个躲进书本和幻想天地里逃避世界和现实的艺术家；他是一个傲视政治、历史和现实的作家，他甚至公开怀疑现实，嘲笑一切非文学的东西；他是个不仅讽刺左派的教条和乌托邦思想，而且把自己嘲弄传统观念的想法实行到一个极端的知识分子：加入保守党……”“但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博尔赫斯的出现是现代西班牙语文学中最重要的事情，他是当代最值得纪念的艺术家之一”。
但略萨的转变并不意味着背叛，而是一种妥协甚至是十分矛盾的妥协。这一妥协的明证之一是他的从政企图，为了用文学家的理想改变现实，他使出了浑身解数，与藤森等人周旋了整整一年，结果以败北告终。更难理解的是，1989年他竞选秘鲁总统败北后，竟不顾舆论压力而选择了定居西班牙并最终于1993年加入西班牙国籍(同时保留秘鲁国籍)。作为对他的文学成就和政治选择的回报，西班牙把1995年的塞万提斯奖授予了巴尔加斯·略萨。
与此同时，略萨的创作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一方面，他虽然继续沿着一贯的思路揭露秘鲁及拉丁美洲社会的黑暗；但另一方面，情爱、性爱和个人生活即曾被压抑的“小我”开始突现并占有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正是在这个时候，巴尔加斯·略萨潜心写作他和前妻胡利娅姨妈的故事《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作品由两大部分组成，彼此缺乏必然的联系。一部分是作者与舅姨胡利娅的爱情纠葛，另一部分写广播小说家加马丘。二者分别以奇数章和偶数章交叉进行。奇数部分充满了自传色彩，从人物巴尔加斯·略萨与胡利娅姨妈从相识到相知直至相爱结婚说起，讲述了一个非常现代的爱情故事。小说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巨大反响，首先是胡利娅姨妈对许多细节表示否定并着手创作了《作家与胡利娅姨妈》，其次是一些读者对巴尔加斯·略萨完全交出隐私权的做法不置可否。
1981年，《世界末日之战》的出版标志着巴尔加斯·略萨开始放弃当前的社会现实而转向了历史题材。小说写19世纪末处在“世界之末”的巴西腹地的一场大战。作家库尼亚曾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传世的《腹地》。而略萨的选择具有明显的重构意图：展示卡奴杜斯牧民起义的积极意义。但小说的新历史主义精神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相当一部分读者对作者的“炒冷饭”做法不能理解。
好在略萨以后的两部作品又奇怪地回到了秘鲁现实。其中《狂人玛伊塔》写无政府主义者玛伊塔的革命，《谁是杀人犯》写军事独裁期间发生在空军某部的一起乱伦谋杀案。但紧接着略萨又令人大惑不解地推出了两部性心理小说：《继母颂》和《情爱笔记》。两部小说堪称姐妹篇。前者写为人继子的少年阿尔丰对继母怀恨在心，装得天真烂漫骗取继母信任，从拥抱到亲吻直至占有她的肉体。阴谋得逞后，他假借作文向父亲透露秘情，气得后者当即将妻子赶出家门。《情爱笔记》依然从阿尔丰的角度叙述他与继母的关系。小家伙逐渐发现自己在蓄意伤害继母的过程中，实际上已慢慢地爱上她。这种矛盾关系以巧妙的形式敷衍开来：阿尔丰一面消释父亲的“误解”，一面模仿父亲的笔迹和口吻写下“情爱笔记”。它们由小家伙亲自送到继母手中。最后，继母重新回到了有两个男人爱着的家。这两部小说堪称略萨“后现代时期”的代表作，引发不少争议。有读者甚至攻击略萨写这些“有伤风化”的作品是一种“堕落”。
略萨似乎并不在意别人的说法。何况类似情怀并没有完全淹没他的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进入新世纪后，他明显回归，推出了又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公羊的节日》。这部反独裁小说延续了拉丁美洲文学的介入传统。紧接着他又以《天堂的另一街角》书写了家族先辈和画家高更的故事，之后则以《坏女孩的淘气经》反思了1968年一代以及震惊世界的大学潮，从而回归宏大叙事的势头益发明显。这才是他，幽伏含讥，并写两面，且最终证明他仍是以“小我”拥抱“大我”的民族良心、社会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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