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当然！思想自由，是言论自由的前提。想都不能随便想，哪里还能随便说？有人说，可以有个人的梦想，但必须符合道德和法律。这真是愚昧无知！法律从来就只限制行为，不限制思想和言论。也就是说，可以胡思乱想，可以胡说八道，不能胡作非为。
赵继成：这在法律上是常识。
易中天：更重要的是，不但可以胡思乱想，还可以不想。同样，不但可以胡说八道，也可以不说。不说，就是行使沉默权。说，则是行使言论权。沉默权比言论权更重要。
赵继成：为什么？
易中天：沉默总比说话容易。容易的都做不到，还说什么更难的？沉默的权利都没有，还说什么言论自由？自由，首先表现为选择。选择，就意味着既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
赵继成：对！只有这样的选择，才是自由的，也才是选择。只能接受，就不叫选择了。
易中天：所以，能不能拒绝，就成了自由与奴役、民主与专制的分水岭。在专制时代，我们没有这个自由。比方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甚至“君有赐”，臣也“不敢不受”。总之，只有“接受的义务”，没有“拒绝的权利”。不管好事（领赏）、坏事（赐死），都得扛着，还得“谢恩”，哪里还有沉默权？赶快“老实交代”吧，否则就犯了“欺君之罪”。
赵继成：明白了。沉默，就是选择拒绝──拒绝说。
易中天：对！有权拒绝说，才真正有权自由地说，包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因为撑死了，或者退到底，还可以不说。这是最后一条底线，也是最后一道防线，是我们必须坚守、死守的防线。这道防线一旦攻破，人权就没有了保障。
赵继成：所以，我们要像保护言论自由一样保护沉默权。不能轻言谁谁谁、某某某无权沉默，这很可怕。
四、是否谁都有权沉默
易中天：说“任何人都有沉默权”，恐怕很多人不能接受。比方说，官员有没有沉默权？
赵继成：当然有，包括贪官。请问，贪官受审，有没有资格聘请辩护律师？大家都说有。那好，他既然有辩护权，自然也有沉默权。
易中天：面对人大代表的质疑时，也能沉默吗？
赵继成：如果他不想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易中天：但是，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政府的工作应该透明。政府官员难道没有义务回答人大代表的质疑？
赵继成：这是政府的“机构权”，不是官员的“人权”。既然是“机构权”，那么，汪部长不说，自然有李副部长，或者其他可以代表机构的人出来说。如果都不说，机构也可能成为被告走上法庭。
易中天：到了法庭也不说，怎么办？
赵继成：那就由人大启动弹劾程序，请他们下台。总之，沉默权是人权、私权，而不是单位、机构的公权。如果你觉得该官员的拒绝回答是渎职，那么，可以弹劾他，剥夺他掌握的公权力。但是，你不能用钳子去撬他的嘴巴，不能插竹签、打屁股，玩“躲猫猫”。
易中天：其实，对待公众人物也一样。哪怕他“拥有相当社会职责和学术声望”，哪怕他“频频成为封面人物”，也跟每个普通人一样，享有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但是，由于他比别人更多地占有公共资源，也得到了更多的社会回报，因此，他应该承担更多的道德义务。比方说，在事涉“诈捐”、“造假”、“抄袭”等公共事件时，表现出责任的担当，而不是拿他虽然也可以行使的沉默权做挡箭牌。
赵继成：对！该不该沉默，和有没有沉默的权利，是两个问题，不能越界。可以在道义和责任上要求他们真诚地面对质疑，但不能把人家的权利也一锅端了。
易中天：是的。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不能一勺烩。所以，一方面，公众有知情权、批评权和质疑权，媒体也有监督权；另一方面，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也既有如实回答的道德义务，又有保持沉默的基本人权。
赵继成：同意！公众和媒体从道义和责任上谴责某些公众人物的拒不认账，没有任何问题。这是我们的言论自由，也是一个公众人物应该承受的。我们只是希望，再不要拿着什么公众人物的身份云云，剥夺人家的沉默权了。沉默不犯法，顶多“不够男人”而已。
五、你不说，有人说
易中天：现在我们可以讨论下一个问题：如果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的沉默权是无限的，那么，媒体的监督权和公众的知情权，又如何得到保证？
赵继成：照样有解决的办法，那就是：有关部门要启动调查程序或侦查程序，搜集证据。只要形成证据链，就可以做出定性，给公众一个交代，包括做出处理，该判刑的判刑，该赔偿的赔偿，该道歉的道歉。如果当事人拒不道歉，法院还可以从执行的财产中，出钱在报纸上刊登道歉声明。何况，只要有了权威部门的认定，当事人道不道歉，都无所谓了。
易中天：完全同意！实际上，法治国家不怕犯罪嫌疑人沉默，是因为有法院。法院重证据不重口供。只要证据确凿，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开不开口，有什么关系？可见问题不在于当事人有没有沉默权，而在于有没有独立调查的第三方。这个“第三方”，对于官员，就是纪检委和检察院；对于学者，就是学术委员会。
赵继成：对！这个“独立调查的第三方”，至关重要。实际上，沉默权之所以被称为“防卫权”，就因为它对应着追诉和问责，比如公安机关的侦查，检察机关的公诉，学术机构的调查，甚至被抄袭方提起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等等。如果这些调查和诉讼统统缺位，统统沉默，统统不作为，强调“被告”的沉默权，是不是显得过于矫情？
易中天：岂止是“矫情”，恐怕还难免“姑息养奸”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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