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继成：所以，我们要尊重一个人的沉默权，也要从制度上进行制衡。而清华大学作为责任单位，不启动调查，是严重失职，是导致整个事件得不到转机的核心症结，也是整个事件的纠结所在──汪晖要沉默，没有问题，这是他的权利。但相关机构应该启动调查，应该追诉，这样才是对等的，正常的。
易中天：同意！不是汪晖的沉默有什么不对，当然更不是王彬彬的质疑不对，而是错在“独立调查第三方”的缺位、失职。这也是林毓生先生、熊丙奇先生和我，一再呼吁要“尽快成立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的原因。
赵继成：而且，恰恰因为相关机构的沉默、不作为，导致了舆论将一切火力对准了汪晖，甚至扬言“汪晖没有沉默权”。这显然是打错了板子，也是开错了药方。可见，有关部门的不作为，不是保护了汪晖，反倒是害了他。甚至连他保持沉默的基本人权，也险些被剥夺了。这可真是一环连一环的恶性循环。
六、沉默是有代价的
易中天：相关机构的不作为，固然害了汪晖；汪晖自己，恐怕也为沉默付出了代价。
赵继成：这几乎是肯定的。事实上，任何人都可以沉默，但也必然要承担沉默带来的不利后果。比如西方国家一些主张取消沉默权的学者就说，沉默权对于无罪的人毫无用处，因为他们急于澄清自己没有犯罪，只有那些犯了罪的人才会使用沉默权。因此，汪晖保持沉默，只会让更多的人天然的猜测，他确实抄袭了，他不敢面对公众，他无话可说，他一点学者风范和公众人物的责任感都没有，他甚至“不像个男人”。舆论只会越刮越猛。这个结果，不是汪晖本人愿意看到的吧？
易中天：当然不是。其实，是沉默还是说话，并不容易选择。说，是“欲盖弥彰”；不说，是“做贼心虚”。借用哈姆雷特的一句话来表述：说，还是不说，这是个问题。
赵继成：其次，就像美国司法对沉默权做出的限制规定一样，对于一些重要证据的核实，如果被告沉默，法官可以做出一些不利于被告的推定。同样的道理，当舆论把一个又一个质疑、证据、问题抛给汪晖，希望他做出解释时，他一再沉默，公众就难免会做出一些推定，这个推定显然是不利于汪晖的。这也算是社会舆论，施加给汪晖的压力。
易中天：这就没办法了。因为行使沉默权，归根结底是行使自由权。自由是什么呢？自由决不意味着“为所欲为”或者“逍遥法外”。恰恰相反，自由首先意味着责任。说得白一点，就是“我选择，我负责”。比如你去餐馆吃饭，或者到商店购物。只要对方没有强买强卖、弄虚作假，那么，买错了东西点错了菜，也只好认了。
赵继成：对！谁点菜，谁付钱；谁主张，谁举证。
易中天：所以，西方一些人权学家甚至认为，让罪犯坐牢，是对他自由权的尊重。因为犯罪是他的自由选择，坐牢则是他应负的责任。总之，自由无限制，但是要负责。天底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沉默也好，说话也好，最后都是要埋单的。
赵继成：同样，作为公众人物、知识分子，一旦沉默，就必须承受由此引起的“不够漂亮”、“有失身份”等等批评。公众和媒体甚至还可能根据你的沉默，推定对一些质疑的认可，推定一些证据的有效性。这些都是沉默者要承担的不利结果。
易中天：所以，你有权保持沉默，但请你把账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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