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具有人格意义的天
天，自然有很多含义，有自然之天，有社会之天，有道德之天，有精神之天等等；但是，不管何种意义的天，它都是具有人格意义的。我们在谈论天的时候，已经先验地把天当做人了。把天当做人，实际上就隐含着一点，那就是天不是人，然而，也只有把天当做人，我们才可以谈天。和“天”相对的，自然是“地”了，其实这“天地”都是人格化的。我们呼天为父，呼地为母，也即是所谓的“天父地母”。如果运用逆向思维，那父亲就是“天”；母亲就是地。然而，作为母亲的大地，从来没有赢得过天父那样的地位；但是，人们对天父的爱，又远没有对地母的爱仁厚。有一副对联叫做“天高悬日月，地厚载山河”，这其实道出了很朴素的真理，天再高，也只能仰望；而地再卑，也厚载着山河。天和地是很难比较的；我们的梦想都在天上，而我们的根又只能扎在地下。如果没有大地，我们天上的梦想，不过是虚花泡影。也可以说，是大地给了我们一个放飞梦想的舞台。也只有足踏在大地上，我们才可以与天争。毛泽东说：“欲与天公试比高”，呼“天”为“公”，这自是把天人格化了。只是这天公究竟是什么呢？是自然？是社会？是未知的命运？还是无可抗拒的必然。其实，与天相争，很类似于一场赌博，而且这场赌博是天地间最大的一场豪赌，因为这赌的不只是个人的命运，更是人类的命运。人类能和未知的命运搏斗吗？人类能够战胜无可抗拒的必然吗？和命运博斗就像和影子博斗一样。命运不会受到伤害，可人类经常是遍体鳞伤。“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怎么可能与圣人同忧呢？人虽然赋予了天地人格，但天地本身并没有人格；赋予天地人格，不过是一厢情愿；但若不假设天地有人格，我们“与天斗，与地斗”就失去了意义。人类要战胜天，那必须顺从天。也就是我们讲的，若要征服自然，首先要服从自然。但是我们顺从天的什么呢？也就是天意吧。然而，天意从来高难问，我们又何以知晓天意呢？求神问卜么？向壁虚构么？恐怕都不能的。天虽有意，人却不能问；如果能问，那还叫天意么；然而，天意又不会持久的隐藏，它总会显露出来，它要等待的是时机。我们知道：“天机不可泄露”；如果泄露了天机，那就真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了。但是由“天机不可泄露”，我们可以推测到一点，那就是有人知道天机，只不过不能泄露罢了。那谁又知道天机呢？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先知，而先知就是知道天机的人。而先知又是何以知晓天机的呢？他们是听神说的，神或者托梦给他们，或者显示异象给他们，或者直接灵魂附体，假借先知向民众说话。但是，谁敢保证先知的话出自神的授意呢？谁也不敢保证，因为先知完全可以说假话，而说假话的先知，岂不成了假先知。假先知混在真先知中，谁能定先知的真伪；先知的真伪都不能定，那谁又能定天意的真假。无论绕多少圈，这天意终究是不可知的。其实，对付天意最好的法子，就是尽人事，待天命。其实，许多做梦当皇帝的人，都以为“天命在孤”的。只是他们不想想，如果真的“天命在孤”，那为什么又会含恨九泉呢？天意是什么，不能问，亦不必问；天命是什么，不能知，亦不必知。谈天说地，可以没有边际，但是，改天换地，却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了。毛泽东一生的事业，就是改天换地，对于改天换地，他是极有自信的，他说“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他要走的是人间正道，也正是这人间正道造就了他前半生的辉煌。但是，在毛泽东的后半生，尤其文革中，他那浩然的正气中，却隐隐透露着孙悟空大闹天宫的那股子邪气。我不揣冒昧，私下里认为，也许毛泽东也是那种“正邪两赋”的人才。其实，一个人的性格在某种意义上，就构成了他的天；而毛泽东的性格，在某种意义上，又构成了共产主义中国的天。也可以说，文革的发生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文革就是天意。天意是不可以抗拒的，而对天意的抗拒又造就了人的精神。老天也有喝醉的时候，老天也有发狂的时候，益醉益狂，益狂益醉。我们还是不要忙着从“天醉”与“天狂”中醒来，因为在“醉”与“狂”中的幸福是远远超越平日的。
（二）为了醒的醉
关于“醒”与“醉”的精义，大抵已被人们发挥尽了吧。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也就只剩下了，是“醒”好，还是“醉”好呢？“醒”，是要面对真实的，而真实往往给人们带来痛苦，“醉”呢，则因为酒精的刺激，生活在幻觉里，虽然有点昏昏然，醺醺然吧，那感觉实在是幸福的。较之真实的痛苦，虚妄的幸福更能让人快乐。然而，我们毕竟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里，不能因为有许多痛苦，便日日呼酒买醉。我们必须以清醒的态度，来面对真实的痛苦。有人可能觉得，这样不好，愈是清醒，那痛苦便愈是真实；所以还不如烂醉如泥，忘了所有痛苦的好。医学上，为减轻病人手术的痛苦，发明了麻醉剂；其实，在精神上，人们也是需要麻醉剂的。呼酒买醉，这大抵也是一种麻醉剂吧。我觉得，沉醉，不是人们追求的终极；清醒，才是人们的根本目的。那么，能不能由沉醉达到清醒呢？这也许是天方夜谭，但又未尝不可以做到。清醒与沉醉是对立顶，若无沉醉，也便无所谓清醒。那么，能不能为了最终的清醒，而大醉一场呢？其实，不只人会醉，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也会醉。社会与时代的醉，我们也只能称之为“天醉”了。一个人醉了，我们可以把他浇醒；可一个社会、时代醉了，我们又能怎么办呢？社会、时代在沉醉之前，大抵是清醒的；虽然清醒，却为美好的理想，创造的激情心醉不已了。其实，那个社会，那个时代，并不是不知道就要沉醉了，只是它知道，所有的沉醉，都是为了最后的觉醒。我们这个民族，在近代的历史上，昏睡了百年，后来渐渐的醒了。鲁迅说，人生最大的悲哀，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其实，一个民族亦复如此。我们好不容易找出了一条道路，可又为过于美好的理想沉醉，而陷入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动乱。醉了当然有醉了的好处，醉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真实的人性；酒后吐真言，倒还是在其次的，关键是能够看出人的真性情，当然人性的丑恶，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天醉，是最大的悲哀；因为天应该时时刻刻，保持清醒，保持冷静。老天不能够糊糊涂涂，更不能烂醉如泥。如果说，天醉是为了醒的醉，这也是很难成立。最终的觉醒，很难达到，可是老天若是沉醉了，那就是灾难性的。一个人沉醉了，做事情，还可能丧失理智；若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沉醉了，天知道会做出什么来。醉了之后，并不就意味着为所欲为；即便在沉醉的时候，依然有理性的指导。只不过这理性为狂热所裹挟，无论做什么，都是开快车，转如飞轮，不由自主了。也即是说，这理性，已经转化成了非理性。作为一个命题，为了醒了醉，无疑是深刻的；只是这深刻的命题没有法子转化成现实。惟一能解救天醉的，也只有清醒，而这个清醒，必须是大多数人的清醒。如果只有一个或极少数人的清醒，那这些清醒的人，必将成为天醉的牺牲。在文革时期，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烈士，可以说就是天醉的牺牲。他（她）们更像是殉道者，不过从他们献身主义的激情来看，这这殉道者也醉得不轻。改变天醉，固然靠那些先知先觉者，但大多数人的觉醒，更为重要。其实，文革时期固然天醉，但是人们也并不总是激情高涨。文革初期，人们诚然狂热得不得了，但到后来，特别是经历了林彪事件，人们就冷静下来，开始重新思考文革了。也正如后来人们所言，林彪事件标志着文革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破产。天醉是慢慢地，逐渐地清醒的。要人们一下子从狂热中走出来，那是不现实的。但是，人们在觉醒的过程中，也并不就是没有了狂热；狂热还是有的，只不过没有那么高的温度罢了。人们真正地反思文革，反思“天醉”，那是在文革之后展开的。在文革中，人们纵有想法，也被原有的意识形态笼罩着，可是即便如此，许多真知灼见亦是无法掩去的。我们现在大体确定，为了醒的醉，是不合适的。醒就是醒，醉就是醉，它们虽然可以彼此转化， 但又有分明的界限。宋人有句词说：“忍把沉醉换悲凉”；愈是沉醉，那后来就愈悲凉。一个人的沉醉，都可以换来那么多少悲凉；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沉醉，又会换来多少悲凉呢？只要经历了天醉，那就不会让天再次沉醉了；因为我们不能把那么多的悲凉留在人间。
（三）难以扼制的天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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