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文革称为一场不幸，大抵并不曾错吧。虽然文革未必就是中国的大不幸，但又实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大不幸。那么这不幸的根源又在哪里呢？找社会的、时代的、历史的根源，并不费力，因为只要不着痛痒的说上几句的就是了，并且许多时候，我们还会惊诧于这不着痛痒的话，竟是如此深刻。但我自己却深知，说不着痛痒的话，是不负责的；知识分子所遭遇的不幸，并不能够全部地归咎于社会、时代、历史，知识分子的弱点及劣根性，亦是根源。因为在文革中，我们看到最多的，并不是工农群众大骂知识分子反动，而是知识分子在那里自相残杀。文革的暴力语言，实在滥觞于知识分子的。也只有知识分子能够想象出那么夸张，那么血腥的字句吧。所以，我以为不幸的根源，实在不必傍求的，因为大部分问题都出在自身。其实，让知识分子经历一下文革这样的炼狱，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不只能让知识分子长记性，更有助于他们克服自身的劣根性。如果把文革的根源，归于天醉与天狂；这实是在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卸给老天。其实，为样做，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冤有头，债有主；不知道冤大头、债主在哪里，随别找一个人顶替，至少出了我们的怨气。人类的罪恶，总有人顶替；那谁来做人类罪恶的替罪羊呢？当然，我们可以找来献祭；不过，我们稍稍看一下人类的历史，就知道老天爷才是人类罪恶的替罪羊。人们对天虽然有许多的敬畏，但又每每有愚弄之心，譬如瞒天过海，即是一例。人们所以对天，也采取瞒与骗的法子，那实在因为心不诚的。心诚的人，往往战战兢兢于“天知，地知，鬼神知”，就像孔子讲的：“吾谁欺？欺天乎？”如果对老天，都可以瞒，那欺骗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好。但问题的关键却是，老天是不可以欺瞒的。因为这天不是一个人的天，而是天下人的天。单个人的天，可以欺骗，但是天下人的天，却是骗不了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做掩耳盗铃的傻事了。如果普天下的人都去欺骗老天，那会不会变天呢？然而，这又是不成立的，因为天下的人，总还是诚心的居多。人类不幸的根源不在老天，所以我们也不能够把老天当做冤大头。人类不幸的根源在自身，所以我们为了避免不幸，
也只有战胜自己。“天醉”与“天狂”，决不是天的错，而是人的错。因为是“人醉”造就的“天醉”；“人狂”造就的“天狂”。在所有人都有沉醉的情况下，我们欣赏的是那些“独醒”的人。“醒”没有什么问题，但“独醉”却是天大的罪过。“独醒”的人是殉道者的最佳人选；而对于殉道者，我们叹息几声，顶多硬挤几滴眼泪，也就罢了。更何况，我们大多人对于殉道者是谁都不清楚，更不必说懂得他们所殉的“道”了。对于“天狂”，我们没有什么法子，于是只好跟着一起发狂；可对于“人狂”，那就好办了，只要关进精神病院就是了。可是，狂人与疯子，在历史上有极好的口碑，并且能够引导历史的潮流。罗素在写“西方哲学史”的时候，就深深地叹息，休谟是一个正常人，可是没有人理解，而卢梭是一个疯子，却有那么多的追随者。疯子的魅力是远远超过正常人的；他们能够引导历史的潮流，并不全然出自历史的巧合，他们自己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我想，如果提出“理解疯子”，这个观点，定会贻笑大方的；但是，那些历史上独具魅力的疯子，又很值得我们去理解的。也许，理解了疯子，也就理解了历史上的激进主义。对于“天醉”与“天狂”，我是持反对态度的；天不能醉，人也不能醉；天不能狂，人也不能狂。但是，我们又应该理解“天醉”与“天狂”；因为它们也是有自身价值的。因为陶醉于美好的理想，而做出了傻事；我们可以否定这傻事，却不能够否定这美好的理想。其实，若不是美好的理想，我们还真不容易那么陶醉。为美好的理想痴狂，纵然有错，亦是可以原谅的。我觉得，讲所谓的“天醉”与“天狂”已经很有给人开脱的意思了。其实，文革尽是人事，与老天又有什么相干呢？不过，我们把老天当做替罪的羔羊，那也实在是看得起它。为什么不让别的东西替罪呢？一方面欺负老天是瞎子，另一方面欺负老天是聋子，最后则欺负老天是哑巴。
（五）天何言哉！
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受了那么多苦，可老天爷连一滴眼泪也没有落过。老天对人类的苦难是无动于衷的。太阳不会因为人在受苦受难、流血牺牲，就会停止东升西落。即使你今天就要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依然是芳草鲜美，鲜花盛开。老天的无动于衷，很可以让我们怨恨的；但是，老天对我们的怨恨，同样无动于衷。谁也奈何不了天；人即使再伟大，再有能力，也会被老天比下去。既然我们自知不是天的对手，那为什么还要与天奋斗呢？一方面，我们要成就人的精神，另一方面，人也是天的一部分。我们既然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有部分天命在的。老天叫我们到世界上走一遭，并不是希望我们成为酒囊饭袋，而是要我们有所成就的。受命与天，那就不免与天相争。胜负是一回事，但敢不敢去争，却是精神与勇气。如果抱着与天奋斗的精神，那就对天少了许多怨恨。诚然，怨恨老天，不是没有理由；只是，我们怨恨老天，又有什么用呢？少一些怨气，就会多做一点事情。老天虽然对人世间的苦难无动于衷，但是，它又毕竟成就了许多东西，孔子讲，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老天是什么都没有说，但是，却什么都做了。四季的运行，万物的滋养，不都是靠老天么？老天所行的是不言之教。我们人虽也崇尚无言之美，却总是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的。但是，无论我们说了多少，似乎总不如老天的沉默来得渊深。天是最难测的，有人说，于天上看见深渊，这天上的深渊，究竟有多深，我们即便让想象力以光的速度运转，恐怕也是想象不出吧。可以这样讲，天本身就是最大的神秘。对于神秘的东西，我们总不免好奇；但是，我们的好奇也会消失在神秘中。虽然神秘未就是神圣，但神秘却是通向神圣的。对于神秘而又神圣的老天，我们不能只是好奇，还应该有许多的敬畏。我觉得，戏弄老天，是最要不得的，因为那不过是玩世不恭。更何况，人那点聪明，还不足以戏弄老天，只要不被老天戏弄，已经是烧高香了。老天大抵并不是老眼昏花，昏愦无知。人在地上做什么，它大抵还是可以看到的。然而，许多时候，我们还是把天给看轻了。天与我们的关系，还是非常切近的，并没有万里之遥；而且，我们举头就看到青天。同是青天，又有白昼和黑夜之别。有精神的白昼，也有精神的黑夜。对知识分子来说，文革是精神的黑夜；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文革又未尝不是精神的白昼。白昼与黑夜，是不断交替的。活在白昼里的，自然激情燃烧；而活在黑夜里的，又不免忧愁长叹。文革是知识分子的不幸，所以它变成了没有尽头的漫漫长夜；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在文革中却是比较走运的，所以这十年便如白驹过隙了。十年，不过历史的一瞬；但是，因为太多的不幸与苦难，所以历史便在这里沉思。但是，我们又能沉思出什么来呢？我们把所有的罪责都推给了老天，我们认为不幸的根源是“天醉”与“天狂”。人自己喝得酪酊大醉，是天醉吗？人自己气吞寰宇，是天狂么？诚然，并不是所有的天灾都是人祸；但把人祸说成天灾，我们的良心就能安宁吗？没有人说文革是天灾，因为它的确是人祸。只不过，对于文革这样的人祸，谁也不必负责任。一方面，历史已经远去，所谓的千秋功罪，也只能在人们的唾沫星子上讨生活了；另一方面，没有人负得起这责任。如果要负起这责任，那就好比背负起这泰山；这样“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人，大抵已经没有了。让毛泽东一个人背负起文革错误的责任显然不合适；大家吃饭，一个人拿钱，绝不公平。再则，毛泽东是把文革作为一生事业的顶峰的，他全部的光耀都在这里。没有人能劝说毛泽东放弃文革，即使到了九泉之下，恐怕马克思也没有法子说服他。不过，马克思很有可能是赞同毛泽东的。如同毛泽东所讲的“焚书坑儒未必非”，他的文革同样“未必非”。在马克思、毛泽东身上都有很强的道德理想主义；也许，这道德理想主义会使他们心心相印。为什么天会醉？为什么天会狂？这美好的道德理想主义，大抵是根源之一吧。幽明之事，说不清楚；老天的事，更说不清楚。既然说不清楚，那就不必说了。老天都什么也没有说，我们又有什么好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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