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本质——凝聚着人类强权的精神自杀
辛若水
（一）文革的本质
我知道，就要论述自己最核心的观点了。我是在所究文革，那最为核心的观点自然要揭示出文革的本质了。可是，揭示文革的本质，真是谈何容易啊。文革的本质，是扑朔迷离的，我只怕自己的观点不过是管窥蠡测，一孔之见罢了。其实，要揭示文革的本质，总不免盲人摸象的。正因为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以才会从一切可能的方面展开。我知道，几乎每一个方面，都是一孔之见，但把所有方面都综合起来，似乎还是可以看见泰山的。有人问了，有那么多孔，你又在哪个孔里呢？可以这样说，哪个都在，也哪个都不在。对于问题的看法，总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可我，既也不想冒充智者，也不想假扮仁者。对于他们的观点、看法，我既有同意的地方，也有保留的地方。同意，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些东西；保留，是因为他们遮蔽了一些东西。荀子说，有所见，必有所蔽；这是再不错的。西方学者在研究文革的时候，有他们深刻的一面，但这也深刻，也很容易把我们引向岐途，譬如讲文革是“乌托邦的愤怒”吧，它揭示出了文革所带有的空想性，却忽略了文革的实践性。更何况，指导文革的是科学社会主义，而决不是乌托邦。文革所带有的空想性，是人们善良的愿望造就的，并且它也在以千百万人的实践，来摆脱这种空想性。当然，文革的实践，失败了，于是，后来人们，就可以不顾文革的真实，而信口雌黄。肤浅地解释文革是不对的，因为文革身是深刻的；但是，面对深刻的观点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有一种警惕，那就是这种深刻是不是背离了真实。如果深刻，却又背离了真实，那要这深刻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们固然要深刻地认识文革，同时又不能让这种深刻背离真实。我们要研究的是文革的本质，而不是文革理论的本质。文革，是一段历史过程，诚然，这段历史过程有理论的指导，但是，文革的理论决不等于文革的过程。也就是，文革与文革的理论并不完全一致，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相互背离的，而这体现最为明显的，就是主观目的与客观效果的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但是，文革与文革的理论，又是大致一致的。文革是文革理论的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理论的本质就是文革的本质。所以要揭开文革之谜，也只有从文革理论本身入手。文革理论的提出者是毛泽东，但是文革理论的真正创造者却是中国革命。只有理解毛泽东，才能理解文革的理论；只有理解中国革命，才能理解文革本身。许多人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革，这看似正确，实则荒谬。诚然，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最大的主观因素，但是，把一场由亿万群众参加的伟大革命，往一个人身上归结，显然有点站不住脚。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所孕育，但他又把中国革命推向了顶峰。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这是毛泽东最大的成就，然而，这一点，在他自己眼里却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他看到了人世间更为壮丽的事业，而完成这种事业，才是他平生的夙愿。我非常欣赏一个说法：“千里伏线，到此结穴”。文革是毛泽东一生事业的顶峰，也是千里伏线的结穴之处。在毛泽东那里，文革不只是手段，更是终极。这个终极，凝聚着毛泽东的全部革命理想。我们知道，中国革命是以文化革命始的，而它的结穴也是文化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革命的开端，它是要改造国民性的；而文化大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顶峰，它则是要改造人的灵魂。可以说，用文化革命来改造一切，是一种顽强的信念。这种信念的威力是巨大的，它不仅可以支撑人们走过最为艰难的时代，甚至也会把现实推入窘境。让文化革命，成为终极，不只是知识分子的美梦，也是他们的噩梦。对于文革的本质，我虽然有自己的把握，但我并不敢说我所把握的就是文革的本质。我只能提供一种理解，作出一种阐释。我的出发点，还是独立自由的极限哲学。我以为，文革的本质就是凝聚着人类强权的精神自杀。一方面，文革是带有精神自杀性的；另一方面，文革又带有人类强权性；并且，文革是把精神自杀和人类强权统一在了一起。
（二）文革的精神自杀性
文革是带有精神自杀性的。但文革的精神自杀绝不同于林黛玉的精神自杀。纵然林黛玉的精神自杀，拥有再大的文化意义，她也仅仅是个体的行为；但是，文革的精神自杀，却是集体性的，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自杀。在文化上讲精神自杀，可能有很多的诗意；但当精神自杀，成为一种社会政治行为，那就拥有了太多的血腥。实际上，精神自杀很没用的，说的好听点叫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用最宝贵的生命刺激人们心底最慈悲的柔情”，说的难听点，却也不过“以卵击石”，“螳臂挡车”，“蚍蜉撼树”。然而，精神自杀所以可贵，也只在那点精神，即反抗的精神、不屈的精神。精神自杀在现实的强权面前，可以说是一触即败，虽然如此，但它却不屈从于现实的强权，而精神自杀的可贵就在这里。如果说精神自杀还有用处的话，那就在于唤起同情。可以说，文革的精神自杀性，让它获得了最大的同情，也即是赢得了群众。所谓的“踢开党委闹革命”，所谓的“用群众运动来揭发社会的阴暗面”，这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不是精神自杀又是什么呢？精神自杀的核心不过是杀死自己，以获得永生。文革的精神自杀性，从根本上体现毛泽东的政治立场、阶级立场。毛泽东站在哪里，不是很明显么？他才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的。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反对官僚主义，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的复辟，他不惜采用精神自杀的手段，摧毁自己亲手创立的党。这种勇气，这种心胸，不是每一个伟大的人物都有的。如果按照常理来推求，摧毁了党，那党的威信岂不要扫地么？可事实恰恰相反，在文革中，无论怎样风云变幻，党的威信不但没有扫地，反而得到了提高，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以为，在理论上有两点：第一，文革的对象是混入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派。关键的就是这一小撮，也就是说大部分人是好的，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而走资派呢，只是“一小撮”。既然如此，那党依然是伟大的党，是可以信赖的党。第二，我想，就是文革的精神自杀性。文革的精神自杀性，为它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邓小平先生讲文革那么乱，为什么没有搞垮党的时候，他讲了一条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在，很显然，这个领导核心就是毛泽东。记得苏联马雅克夫斯基，在歌颂列宁的诗中，写道：我们说列宁，指的就是党；我们说党，指的就是列宁。其实，这个说法也同样适用于文革中的毛泽东：我们说毛泽东，指的就是党；我们说党，指的就是毛泽东。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就是党的灵魂；人们即便再艰难，也从来没有对毛泽东失望过，因为人们知道毛泽东是真心地为人民的。文革本身就是毛泽东真心为人民的明证。如果从个人的角度考虑，毛泽东早就功成名就了，他完全没有必要来发动一场文革，来为自己树碑立传。很显然，他考虑的决不是个人的功成名就，而是人民的利益。他担心人民的利益会为官僚主义、权力腐败所侵害。所以，他便想在有生之年，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权力腐败问题。我们现在讲，腐败是一个历史问题；而这意思不过是说，腐败是历朝历代、世界各国都有的，我们有一点腐败，那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治理腐败的方法，是建立反腐败的体系，但是，毛泽东开出的药方，却是用社会革命的方式消除腐败。毛泽东的这种做法，很容易让人想起来朱元璋讲的“贪官剥皮”。社会革命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呢？这不好说的。但是，它对腐败的冲击力，不仅巨大，而且惊心动魄。文革的精神自杀，从其初衷来讲，是非常可爱的，但在历史的进程中，却是非常可怕的。文革的精神自杀，不是诗意的咏叹，而是一种社会政治行为，并且，这种社会政治行为带有人类强权的特性。把文革的精神自杀，想象得和林黛玉的精神自杀那样纯洁，显然是幼稚可笑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作为社会政治行为的精神自杀，它必然要求人们激烈地自我否定。只有自我否定，才能脱胎换骨；只有脱胎换骨，才能够再世为人。从精神自杀再到互相残杀，这就是悲剧所在。文革不仅是一个党的精神自杀，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自杀。在民族的精神自杀中，我们是不是像涅槃的凤凰那样浴火重生了呢？ （三）文革的人类强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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