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谓权威人格
关于权威人格，我先不发挥自己的观点，还是看看西方学者怎么讲的：
理查德·所罗门试图按照中国文化的传统和传统的权威家庭结构来全面解释中国政治和现代中国人的个性特征。在其长篇著作《毛的革命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所罗门指出：中国的父子关系一直是权威的，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关系也是如此。他以为，对儿童最初几年的培养是不太严格的，但在5——6岁时，便受到了父亲的严格管教，禁止儿童的一切具有侵犯性的行为。这种矛盾造成了中国人在权威面前的双重性特征：对长辈的顺从依赖和怀有敌意。这种心理素质表现在政治权威上，也产生出一种传统的矛盾心理。他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这种受文化束缚的人格类型依然保留着。毛泽东决定改变中国的政治文化，方法便是鼓励群众造权威的反。青年一代响应了毛的号召，在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运动中，造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阿尼达·陈对所罗门的这种解释并不满意。认为这是一种“新瓶装旧酒”，忽略了过去三十年里中国历史的复杂发展过程。在她的《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一书中有如下结论：中国的年轻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带有法兰克福学派称之为“权威人格”的某些性格特征，他们崇拜权威并屈从权威，与此同时又希望自己本身成为权威，而且要求别人屈从他自己。进一步的观察又使她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年轻人身上所共有的权威信仰和情感需求，与其说来自他们父母的影响，不如说是在学校里政治社会化的结果。在这些年轻人中，谁对毛泽东主义的信条奉行得最起劲，谁就会被官方称作积极分子；和那些较少献身，也较少政治上成功的同学相比，他会发展更高程度的权威人格。当然，这并非说，是学校当局或共产党领导有意识的把像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表现的狂热信仰这样的权威人格的极端形式灌输到孩子们心中。党的教育工作者所做的只是竭力鼓励那种与毛主席的教导相一致的高标准的道德的守纪律的行为。不难看到，正是通过这套体系，这些教导很快就产生了效应：个人献身行为成了竞争的内容，对于政治正统的夸大需求被灌输到孩子们的心中，而对于被排斥对象的强烈歧视却受到了鼓励，在60年代城市中学里，“权威人格”已经成为这些毛主席的孩子们居支配地位的社会性格，在文化大革命中，正是它导致了毁灭性的后果。
（《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美国学者论中国》王景伦.（213-214）时事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
理查德·所罗门对中国人在权威面前所具有双重性特征的分析是极为精当的。其实，对长辈的顺从，也只是因为依赖；依赖别人，那自不免丧失主体性，同时还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而这又成了怀有敌意的根源。这种双重性，和法兰克福学派所谓的“权威人格”，确实如出一辙。所谓的顺从依赖，就是崇拜权威，并依赖权威；所谓怀有敌意，就是希望自己成为权威，取代旧的权威。用刘邦的话说，崇拜权威就是“大丈夫当如是也”；用项羽的话说，反对权威，就是“彼可取而代之”。我以为，权威人格大抵来源于人们内心中的领袖欲。权威人格的形成过程，也是一个领袖的成长历程。天生的领袖，大抵是没有的；领袖是在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在未为领袖之前，他们是没有任何权威可言的，于是，也只有崇拜权威并屈从权威。然而，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领袖们总能够在群众中脱颖而出。领袖的权威也是一点一滴确立起来的；当他们羽翼丰满之后，便要取代原有的权威。可以这样说，领袖大抵都有权威人格，而有权威人格的人却未必做得成领袖。我觉得，权威人格是极其可怕的，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甚至会导致毁灭性的后果。红卫兵那一代，大部分人是有这种权威人格的，而这也是那一代人最大的不幸。为什么定要做权威呢？成为民众的一员不更好吗？作一个普通人是最不容易的事情；可惜，我们总是看轻了普通人，却在那里向往为人崇敬的虚名儿。
（二）失落的权威
在文革，几乎大大小小的权威都失落了，因为没有权威能够抗拒得了造反的浪潮。正因为这造反的浪潮，中国社会处在激烈的变动中；而在激烈的变动中，几乎是没有什么权威可言的。权威在成其为权威的时候，自然能够有效地制约别人，别人也对他惟命是从。所以权威便有自高自大的一面，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甚至把自己凌架在别人之上。而权威在造反的浪潮面前，一旦失落，也就被打倒在地，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想做普通人都不可得了。说实在的，对于权威的失落，是很让人快意的；凌架在别人之上的人，再也不能够颐指气使了，有比这更让人欣喜的么？做官、当老爷的，官也做不成了，老爷也没人叫了，确实很不舒服，但这不舒服还是轻的；在批判大会上认罪，被绑着游街，那简直是人间地狱了。试想想，那时候的权威，大抵是没有什么安全感的；不在万人之上，就在万人之下。如此说来，还不如做一个平头老百姓呢。实际上，文革中所以要踢开党委闹革命，那就是为了摧毁官僚机构。应该说那个时候的官僚机构，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还没有到当官做老爷，从根本上背离人民的地步。毛泽东是最能够防微杜渐的，但是，他又不免把这“微”、这“渐”给扩大化了。很显然，毛泽东是想通过文革来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国家的弊端。我说过，在文革中，几乎所有的权威都失落了，但只有一个人的权威没有失落，那就是毛泽东的权威。毛泽东的权威不仅没有失落，而且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他权威虽然得到了空前加强，但却有多的失落感、孤独感。许多材料都在证明，毛泽东晚年的心境是非常悲凉的；虽然壮心不已，但毕竟是烈士暮年了。权威，大抵都会失落；毛泽东所担心的大权旁落，终究还是发生了。我觉得，失落的权威不应该得到非人的待遇，因为这背离了最为基本的人道主义。反权威，有自身的合理性，但把原有的权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就不对了。权威做不成了，但做一个普通人还是可以的。但是，在文革中最缺乏的就是这样的宽容。在斗争的年代，讲宽容，自然是不合时宜的；但即便斗争的年代，那也是人的世界，“除恶务尽”“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固然有自身的合理性，但是宽容却是化解纷争的良药。宽恕朋友、亲人，这没有什么；谁不知道宽恕朋友、亲人呢？只有宽恕敌人，才是难能可贵的。然而，我们不免有一层疑问，我们宽恕敌人，敌人会宽恕我们吗？这意思很明显，我们不能吃亏；也正因为谁都不肯吃亏，所以大家吃了大亏。宽恕并不是弱者的行为，而是强者的行为。把仇恨延续到千秋万代的，只有弱者；真正的强者，是要广交天下朋友的。我所以讲宽容、宽恕，那自是针对着权威的失落和失落的权威。权威的失落，不可避免；失落的权威，凄凄惨惨。有人说，既然明知道权威的失落是必然的，那为什么做权威的时候，要作威作福，压制别人呢？而晚境的凄凉，不正是作威作福，压制别人的报应么？对于这，我不想说什么，我只是告诫人们要保持克制与宽容。失落的权威，并不就是落水狗；痛打落水狗的思维应该改变一下了。狗咬人，只要拴起来就是了，又何必痛打呢？我们讲宽容，其实并不是针对着狗，而是针对着人。不可否认，人中有走狗，更有狗腿子；但是，我们却要努力改变他们的狗性，恢复他们的人性。其实，文革十年，不只是权威失落的十年，更是中国失落的十年。那么中国的失落，是不是因为权威的失落呢？当然有这方面的原因，但中国所以失落，实在是因为文革走了一条向乌托邦跃进的道路。大同之路，陷天下于洪水猛兽，这实在是一条深刻的教训。一个社会究意需要不需要权威呢？我想，还是需要的。把所有的权威打翻在地，其后果必然是严重的，甚至是灾难性的。诚然，没有万古长存的权威，亚多里士多德的权威，也不过维持了一千多年。权威也是要新陈代谢的，因为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是不断进步的。我觉得，权威的新陈代谢，没有必要采用造反的方式，和平过渡，不是更好些么？这样，我们既认识了真理，也不会导致权威的失落。
（三）反权威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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