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反权威的精神是非常强烈的。毛泽东可以说是最大的权威，但是他并不号召人们维护权威，而是要人们起来反权威。而起来反权威的呢，又大都是些不怎么有学问，甚至也缺乏经验的小人物。毛泽东义无反顾地站在了小人物这边，支持他们，为他们开辟道路。而这些造反的小人物，对毛泽东更是感恩戴德，许多人兴奋地说：“造反才知主席亲”。有人说，毛泽东在文革中是非常孤立的，所有的权威都倒台了，只有他岿然不动，但是，正因为这种孤立，为他赢得了更多人的支持。文革的序幕是由小人物的造反拉开的，也是小人物的造反把文革推向了高潮。而毛泽东所以鼓励、支持小人物，是有他的缘由的，也可以说有他的用意。文革的发动，在党内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如何克服这种阻力呢？如同我们看到的，毛泽东采用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法子。可以说，这个法子是非常极端的，这也表明毛泽东对自己亲手创立的党，已经非常失望了。毛泽东也在反思他和党的关系，他觉得自己不过被利用罢了。踢开党委闹革命，实际上也就是取消了民主集中制，而把个人的权威凌架在一切之上。毛泽东未始不清楚这一点，但是，基于更高的目的，他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但当革命不再依靠他所创建的党，那又依靠谁呢？他自然想到了青年学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青年学生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可以说他们充当了革命与变革的急先锋。五四时代是青年学生最辉煌的时代。共产党所以诞生，就是由了五四运动的准备。在以后的历史上，青年学生所扮演的角色，就不再那么重要，譬如一·二九运动，不过抗日的陪衬；就是有的时候重要，往往也没有多少正面的意义。毛泽东让青年学生充当造反的急先锋，终于拉开了文革的序幕。青年学生的造反把中国变成了青春的游乐场。实际上，毛泽东所期望的造反，和青年学生实际的造反并不一致。毛泽东所期望的造反，多有高尚的动机，并且还要讲人道，“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实际的造反，动机就多种多样，并且有的丧失了人性，发展成了武斗。这些反权威们的闯将们，又有怎样的命运呢？一种是成为权威与反权威斗争的牺牲，一种是取代旧的权威，成为新的权威。可以说，大多人都成了权威与反权威斗争的牺牲，这种牺牲不只包括青春、事业、前途、亲情，甚至包括生命。所谓的牺牲，即便赋予神圣的意义，也是最可以悲哀的，更何况文革中的牺牲，并没有神圣的意义。文革的牺牲所以悲哀，还在于这些牺牲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偏生没有避免。这也即是鲁迅所谓的“无主名”的牺牲；而所以有这“无主名”的牺牲，不正是由了“无意识”的杀人团么？毛泽东虽然利用青年学生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文革，但对他们，又似乎并不怎么信赖。热血青年，大抵还做不成什么事，所以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毛泽东的一个念头，就是千百万人的命运。毛泽东虽然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但在苍茫大地之间，又似乎可以主宰一个国家的沉浮。文革就好比一盘棋，而青年学生不过这盘棋的头一个棋子罢了。反权威所最期望的，就是取代旧的权威，成为新的权威。而所谓造反派的头头们，也似乎谈笑凯歌还了。其实，造反派们最擅长的还是阳光下的阴谋。他们打倒旧的权威又有什么用呢？因为他们成为不了新的权威。老虎死光了，并不意味着狐狸就可以称王称霸了。我们知道，狐狸的权威是从老虎那里来的，正所谓“狐假虎威”。所以，老虎死光了，狐狸也该呜呼哀哉了。有人说了，不是“狐假虎威”吗？为什么不依样画葫芦，来个“狐假狼威”或者“狐假狮威”呢？然而，狼或狮子，又岂会像老虎那样死脑筋。其实，反权威成为新的权威，又有什么用呢？大家争的是权力，而不是真理。用霸道去贯彻真理，并不会促进真理的发展，相反，却会阻碍它。真正让人获得光荣的，是真理，而不是权威。所以忙着反权威，通过挤掉别人的方式来树立自己，实在没什么意思，甚至还可能是卑劣的。我觉得，顶重要的是认识真理，发展真理。反权威，就不免成为牺牲；就是取代了旧的权威，也是荒凉的。大抵权威与反权威都难免荒凉的命运；只有真理，才是生命的常青之树。 （四）远离权威与反权威
无论对于权威，还是反权威，我都不怎么感兴趣。权威最讨人厌的就是颐指气使，而反权威的张狂肆虐也不让人喜欢。实际上，权威和反权威都是把真理当做工具的。他们真正感兴趣的，决不是真理，而是真理所带来的权力。正因为真理能够带来权力，所以他们才想着霸占真理。若是真理什么都不能够带来，他们马上弃若敝屣。我觉得，真理本身应该成为目的，而不是沦为工具。坚持真理，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权力即便霸占不了真理，它也可以毁灭真理以及坚持真理的人。为坚持真理而死，当然是可以佩服的，但最好不要那样做。哥白尼、伽利略较之死在火刑架上的布鲁诺，要高明多了。为真理而死，当然可以成就一种伟大的精神，但是巧妙地坚持真理抑或与现实达成一种妥协，岂不是更好么？只要是真理，终究会为人们所承认，可人的生命，却只有一次啊。文革中的遇罗克也是殉道者的典型。有人问他，你为一篇《出身论》而死，值得吗？他当然说值得，因为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是，我依然以为是不值得的。他讲的许多东西，在当时虽然惊世骇俗，但在今天看，却不过是常识。人们生而平等，这还需要论证吗？为这么普通的常识而死，确实不值的。在那个颠倒的时代里，最需要的，也许不是奋起抗争，而是装聋作哑，熬过去。遇罗克死的实在可惜；如果他罪恶滔天，那么死了，也可以含笑九泉了。可问题是，他没有一丝一毫的罪恶，给他的罪名全是抽象的；而且这抽象的罪名，并没有任何事实的支持。其实，罗克的《出身论》并不怎么好，倒是他的日记闪烁着许多真知灼见。然而，他的《出身论》毕竟感动了许多人，这跟那个时代的背景有关吧。出身不好的人，也要争取做人的权利，革命的权利；但是，很可惜，社会的大门把他们关在了外面。遇罗克大抵也是反权威的，但他的命运却不过殉道。而文革中的权威呢，大抵是被打倒的。权威与反权威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简直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可是，我不喜欢这种斗争。我觉得，最好是从权威与反权威的斗争的游离出来。既不炮轰，也不捍卫，落得个逍遥自在，岂不更好。我知道，在文革中，是决不容许这种隐士的逍遥的；但是，不容许，却也绝不意味着这种隐士的逍遥不存在。其实，对文革这样的大革命，还是冷眼旁观的好，没有必要“热风吹雨”。对于隐士的逍遥，我是赞同的；而所以赞同，就是因为它从权威与反权威中游离了出来。许多人会说，隐士对于世事并不是全然不关心的；他们也在介入社会，而做隐士本身，就是介入社会的一种方式。这自然也不错，但隐士之为隐士，还就在那点超脱与逍遥。其实，权威与反权威的斗争，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在文革中异常激烈罢了。在权威的新陈代谢中，也并不只是权力的交替，真理本身也得到了发展。但是，我不喜欢这种以权力交替来发展真理的方式。我觉得，若要发展真理，完全可以采取非常自由的方式。权威爱是谁就是谁，谁爱反权威，那就去反；反正，我们是不介入了。所以不介入，一则真理本身才是我们的目的，至于权力或者金钱，那就见鬼去吧；二则，远离纷争，才可以全身，我们固然喜欢真理，但决不想因为真理而丧了命。我觉的，从权威与反权威中游离出来，大抵即是在天地间，做天地外的人；不过，这很容易成为多余人。文革把“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敌即我”的二元对立模式，给发展到了极端。而这种极端的二元对立模式就是为了取消中间地带。他们以为中间地带的人们总是摇摆不定的，就像毛泽东所讲：“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共产党；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国民党”。而实际上呢，中间地带的人们对这些纷争是不感兴趣的。我觉得，游离状态是最好的状态。一个社会能不难容许游离状态，是这个社会是否自由的标志。在文革时代，人们是不会奢望什么自由的，因为自由已经被更高层次的东西给否定了。个人的那点自由，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能够红色江山万万年，那大家还不是掉倒了蜜罐子里。如此说来，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的人们，是最容易得糖尿病的了，因为喝的蜜太多了。俗话说：“若要甜，加点盐”。谁又给共产主义的蜜罐子加点盐呢？
（五）健全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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