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被毁灭的青春，我们不免扼腕长叹；可看到为青春所毁灭的东西，我们又作何感想呢？其实，青春确实会毁灭一些美好的东西，不过，这一点却很难为我们意识到。一方面，我们陶醉于青春的美好，忽略了它负面的东西；另一方面，青春的暴行，很容易为我们原谅。文革中，红卫兵们的所作所为，即便没有人指证，也是永存于天地间的。我们可以分析暴力的根源，一条又一条地罗列起来，但是，这些暴力，却出自青春年少的孩子，这又怎么解释呢？我看到，有回忆老舍之死的文章，把年轻的红卫兵们称之为暴徒。我们当然可以辩解，年轻的红卫兵们并不是暴徒，而是非常可爱的青少年。可为什么可爱的青少年，却做出暴徒的行为，而直接导致了老舍的死呢？我们当然可归罪为那个不理智的时代。诚然，生活在不理智的时代，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但是，在不理智的时代里，我们就完全可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负责任么？有的人讲得理直气壮，我是红卫兵，但我不忏悔，因为那个时代，都那个样，然而，这理直气壮总是让我们觉得心寒。只要时过境迁，再令人发指的暴行，也会被人原谅，甚至被遗忘，如果有谁提及事实，一句话就可以挡过去，“那是诬蔑”。文革是被诬蔑了，但是，墨写的谎言掩不住血写的事实。不会有人出来澄清事实，因为事实永远没有法子得到澄清。血迹会变的模糊，暴力也会淡出人们的记忆，于是，便只剩下了无悔的青春。假设吧，事实得到了澄清，那些年轻的红卫兵们，也即是某种真实意义的暴徒，要承担他们行为的后果，我们又忍心么？把历史罪责交给孩子来承担，岂不是很荒唐么？美丽的青春确实毁灭了许多美好的东西。这是基本的事实，我们回避它，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历史的罪责，谁也不必承担，这也许是最好的态度。大家都这样，我们也奈何不了什么。但是，我们总应该唤醒点东西吧。那唤醒什么呢？我想，就是人的良知。人的良知，一方面向往美好，另一方面也悔罪。说实在的。我不怎么认同忏悔，因为我知道太多假惺惺的忏悔；我同样知道，忏悔没有多大用处。诚然，忏悔可以让人的道德得到升华，但道德得到升华之后呢，早把忏悔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然而，许多人又是必须忏悔的，哪怕是强迫的，言不由衷的忏悔，也要做。所以要他们忏悔，并不是希望他们真心地悔罪，恐怕他们永远也做不到，而只是让他们知耻，感觉到耻辱。只要他们不舒服，如同受了奇耻大辱一般，那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年轻的红卫兵们，在青春时代的错处，可以不必追究，但是，多少年后，已是白发苍苍，他们依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忏悔么？果真如此，那良知确实泯灭了，他们的暴行直接挑战他们的良知。然而，我总觉得，人类的历史并不相信人们的良知；人们的良知亦不足以影响人类的历史。青春，并不意味着良知，所以，青春也是需要制约的。如果不去制约青春，那它就很容易为所欲为。年轻，并不是什么都可以。我们并不反对展现青春的风采，但我们却反对青春的暴行。我们不应该把暴行写在青春的旗帜上。文革的暴行并不尽是青春的暴行；但是青春的暴行却在文革中泛滥。可以说青春的暴行，是二十世纪青春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页。如果有谁要搞青春的研究，那自然要把这一页掩去的。有人说了，我们能不能看在青春被毁灭的份上，忘记了青春所毁灭的那些美好呢？我想，这不可以吧。历史老人虽然又聋又花，说话也不怎么清楚，但是，他却有很好的记性。历史会写下所有的是是非非，并不因为人为地把这段历史掩去了，所有的是非都不存在了。青春的暴行，是让人寒心的，如果青春的暴行得到原谅，那更加地让人寒心。然而，不原谅，又能怎么样呢？他们毕竟是孩子；而且是为伟大革命激情鼓舞的孩子。在他们眼里，暴行并不是暴行，而是伟大的革命行动。伟大的革命行动又怎么可能那么温良恭俭让呢？这就是逻辑的怪圈。青春的旗帜在逻辑的怪圈中迎风招展，呜呼！青春可以有血污，血污的青春也可以苌弘化碧。可是，青春为什么要毁灭呢?难道是报应么？我不敢说，但我并不相信死无报应。
（四）期待长大的烦燥不安
米兰·昆德拉有段名言：
“青春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是由穿着高统靴和化装服的孩子在上面踩踏的一个舞台。他们在舞台上做作地说着他们记熟的话，说着他们的狂热地相信但又一知半解地话。历史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经常为青春提供一个游乐场——年轻的尼禄，拿破仑，一大群狂热的孩子，他们假装的激情和幼稚的姿态突然真的变成一个灾难的现实。
当我想到这一切时，我的一连串评价都出了差错。我对青春产生了一种很深的仇恨，同时又夹杂着对历史罪人的一种自相矛盾的宽容，我突然之间把他们的罪恶仅仅看成是期待着长大的烦燥不安。”（《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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