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文革
——文革的极限哲学化
辛若水
（一）说说“再造”
我知道，使用“再造”这个词有点冒险，这也并不是说它有歧义，而只是容易招人误解罢了。我们先看一下“再造”这个词有什么含义。我觉得，“再造”即是孔子所谓的“兴灭继绝”。兴灭国，继绝世，可以说是人间最大的恩德。民国时候，段祺瑞组织讨逆军，赶跑了复辟的张勋，即被颂为“再造共和”的功臣。而这“再造”显然就有点拨开云雾，重见天日的意思。胡适先生曾经提出一个极有名的口号：“昌明国粹，融会新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虽然这口号不过大言欺人，但却足以耸人听闻的。尤其他所讲的“再造文明”，那言外之意，不很明显么，中国旧有的文明已经死亡了，所以要造就新的文明。而怎样造就新的文明呢？也就两个途径：“昌明国粹”和“融会新知”。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陈寅恪先生所讲的：“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融会新知”，即是“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昌明国粹”，即是“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然而，所谓“再造文明”也不过知识分子的空论，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再造文明”和文化大革命比起来，那就不只是小巫见大巫了。“再造文明”不过小蝴蝶扇动的翅膀，而文化大革命呢，则是十二级的大台风。那么“再造文明”和文化大革命有没有联系呢？要说精神的联系，当然不能讲没有，因为精神的联系想大多出自想象和比拟。它们都是想造就一个崭新的文明世界的，只不过一个是温和的，一个是暴烈的。文化大革命对旧有的传统，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所谓的“破四旧”即是明证，而对于外来的学说呢，除了已经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其余的则是一棍子打死。文革当然也想造就新的文明，但是它却先要把旧有的文明全部扫荡干净，才去建设新的文明。这就如同把旧有的房子全都拆干净，它才肯盖新房子。它以为只有拆除了旧有的房子，这世界才像一张白纸，而只有在白纸上，才能画最美最美的图画，才能写最美最美的文章。殊不知，把旧有的房子全都拆干净，这世界并不是一张白纸，而是成了瓦砾场。即便以创造新世界为目的文化大革命，也难免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的命运。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坏，是实实在在的，而建设呢，则只在人们的梦里。有人说了，不破不立，但破并不等于立，这就如同拆了一座旧房子，并不就等于盖了一座新房子。拆一座旧房子，很有激情，也很快，但盖一座新房子，就非常麻烦，也很慢。盖新房子与拆旧房子的道理并不一样。胡适先生虽然讲“再造文明”，但这决不是他力所能及的事；文化大革命呢，虽说有再造文明的能力，但却把这能力用在了破坏文明上。我并没有“再造文明”的宏愿，即便真的能够再造文明，也不是哪个人的功劳，而是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我的意思只是，哪怕没有能力建设文明，但至少不要去破坏文明。破坏文明，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建设，真的是谈何容易啊。我既没有胡适先生那么大的气魄，也没有他的海口，所以我不敢说“再造文明”，我只能小心翼翼地讲“再造文革”。文明多么的大啊，就像大海那么浩翰，文革又是多么的小啊，就像滴水那样渺小。滴水在大海里自然不算什么，但文革这滴水，却有非比寻常的意义。文革是刺向文明的利剑；文明是恒久的，但文革却倒下了，倒在了文明的血泊中。因为文革倒下了，所以才有再造的必要，但是，再造文革又决不是让文革复生的意思。再造文革，就如同把死去的大象或鲸鱼做成标本一样。在这标本里，自然可以看清它的骨胳、结构，看清它身体的各个部分。只是这骨胳，这结构，只是供人参观，它已经不是鲜活生命的一部分了。我的意思只是说，再造文革只是把文革做成标本，看着这日渐清晰的标本，总不免怅然若失的，于是不由自主地想象它生龙活虎的样子。
（二）一为之甚，岂可再乎
再造文革，并不是让文革再来一次的意思。如果文革足够好，那又何必再来一次呢？如果文革足够坏，又岂能再来一次呢？文革即便是好的，它也已经太过分了，若是坏的，那就更不必说了。文革的好坏，并不能笼统的讲；因为文革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一些人来说，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对另一些人来说，就可能是精神贫乏的时代；对一些人来说，是革命的天堂，对另一些人来说，就可能是苦难的炼狱；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是批判会，对另一些人来说就可能是坐喷气式，无休止的检查与交待。文革虽然以文化为旨归，但使用的手段，却弄不怎么文明。但这不文明的手段，却也是文明的产物，甚至文明的登峰造极。文革这段历史，是没有人愿意回首的，更何况回去！所以，更没有人希望它重来一次。所以，再造文革，那就是永远记住文革的教训，不让它再发生的意思。含蓄地说，就是：“一为之甚，岂可再乎？”有一次，已经太过分了，怎么能够让它再发生呢？有人问了，文革哪儿过分呢?它的理想太过美好，它的手段太过激烈，它的情绪太过疯狂，它的谋略太过深远。谁也无法否认文革理想的美好，如果没有这么美好的理想，岂能让人们如痴如醉。它的手段太过激烈，似乎无可厚非，因为它是革命，革命哪能像请客吃饭，绘画绣花那样温良恭俭让呢？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革命首要的自是分清敌我，但在文革中却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可以说，这是一场没有敌人的革命。敌人在哪里，不知道，据说敌人就在我们内部，那又是谁呢？谁都有可能，于是人人过关，而这就搞得人人自危，如此以来恰恰印证了萨特那句“他人即是地狱”。伟大的革命可能让人失去最基本的亲情，这种情况不只出现在文革，在法国大革命中早就出现过。雨果亲眼看到父子两个人拿枪走入不同的阵营，而双方的大厮杀马上就要开始了。如果父亲看着儿子或者儿子看着父亲，倒在血泊中，真不知是什么样的感觉。革命有顺应人性的一面，但有时候，又扼杀了人性。我们是走了漫长的道路，才猛然发现，请客吃饭真好，绘画绣花真好，温良恭俭让真好。革命也是人性的试金石；从长久的意义来讲，人性是高于革命的，因为革命不能天天革，年年革，文化大革命能够延续十年，已经是一个伟大的奇迹了，即便是只有十年，已经把人们搞得疲惫不堪了。文革的情绪太过疯狂，这是勿庸置疑的，因为那时候人们有着狂热的信仰。狂热的信仰已经让人们超越了理性的限制，甚至连基本的是非都分不清了。在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里，如果没有信仰，那倒也罢了；若是有信仰，那必然是最高的，所有的一切都要服从这一个信仰。没有信仰的时代，是可怜的；但是信仰狂热的年代却是可怕的。对于信仰，我以为，不能没有，但却绝不能狂热。也就是说，不能用信仰的态度来对待信仰，应该用理性的态度来对待信仰。文革的谋略也是太过深远的，因为它所谋的，不只是未来几年几十年，而是未来几百年，几千年，甚至几万年。这样深远的谋略，实在有点杞人忧天的，但它却绝不以为是庸人自扰。因为所谋过于久远，所以它面对的是一个终极。这个终极可以说就是最高理想，即共产主义的实现。然而，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呢，谁也没有见过，那只好发挥自己的想象。其实，无论怎样想象，这共产主义只是好得不得了而已。既然什么都好了，那还想象个什么呢？想象都是多余的了。所谓的终极，所谓的彼岸世界，都是形而上意义的。大凡形而上的东西，都是看不见的；如果看见了，那就是形而下了。形而上能变成形而下么？这不好说。《圣经》上说“道成肉身”，大抵即是形而上变形而下吧。其实，对于最高理想、对于形而上的终极，最好的法子就是承认它却又架空它，重要的是走现实主义的道路。如果定要说文革是灾难的话，那也是美好过分带来的。我们并不因为美好会带来灾难，就放弃对美好的热爱与追求。我们只要避免灾难就是了。文革的灾难，即便瞎子都看到了；可文革的美好，却没人去发掘。文革不应该成为一口只让人吐唾沫星子的废井，因为它里面曾经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清澈的水。
（三）埋入大粪的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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