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若水：文革的极限哲学化(3)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革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文革。毛泽东的文革，是曲高和寡的文革。其曲弥高，其和弥寡，这是宋玉讲过的，这让人颇觉得悲凉的，然而，在悲凉中却还有希望在。说曲高和寡，并不是说没有人能和；还是有人能和的，只不过和者盖寡罢了。可能有人觉得，说毛泽东的文革曲高和寡并不对，因为当时几乎全部的中国人都投入到了文革的大合唱，怎么能说它曲高和寡呢？这分明是“千人唱，万人和”嘛。然而，并不是这个样子。在文革中，的确是“千人唱，万人和”的，只是这千人万人是用他们自己的调门来加入这大合唱的。然而，毛泽东的调门无疑是最高的，而这唱和的人，是不可能达到他这个调门的。在最高的调门，毛泽东可以引吭高歌，但那些唱和的人呢，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正因为曲高和寡，所以毛泽东有那种大孤独的心境，而在孤独中，几乎没有不感到悲凉的。“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话虽然目空一切，却也自有一种英雄气概。可以说，毛泽东的文革，是需要知音的。在文革中，毛泽东并没有遇到知音，虽然万岁的呼声此起彼伏，但他自己却总感觉着“形单影只，茕茕孑立。”有人说，毛泽东晚年脱离了群众，其实，他自己也有这种感觉，他觉得人民离他越来越远了。他的思想已经很给为人们所理解了，因为没有了理解，所以便只能曲解，甚至误解。对于曲解与误解，他也是没有什么奈何的，因为别人没有他那样的境界。毛泽东成为了神，一方面为人所崇拜，另一方面也为人利用。中国人对神，从来就没有多么认真的态度，即便在最狂热的时候，也同样如此。我们的传统是“敬鬼神，而远之”。最重要的还不是“敬”，而是“远之”。既然“远之”，那就可以不敬。人们对鬼神是存了利用之心的；有钱能使鬼推磨，是利用鬼，而给财神烧香，则是利用神。毛泽东亦曾意识到了自己的被利用，但在这被利用前面，他决不是无计可施。从他认同个人崇拜，就可以看出个中消息；他所以认同个人崇拜，那是为了利用个人崇拜。我觉得，抽象地反对个人崇拜并不对，而是应该把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下。个人崇拜的滋生，一要土壤，二要种子。光有土壤，没有种子是不行的。只有能够滋生个人崇拜的土壤，却没有值得崇拜的人，那是万万搞不起来的；同样的，只有可以崇拜的人，却没有个人崇拜的土壤，那个人崇拜的种子也不能够生根、发芽。许多人把个人崇拜与个人专断，“家长制，一言堂”联系在一起，但却忽略了另外一点，那就是这个值得崇拜的人，既“说的对”，又“说了算”。如果说个人崇拜是有坏处的，那它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鲁迅先生早就讲过“伪士当去，迷信可留”。林彪可谓搞个人崇拜的行家里手，整天家“三忠于”，“四无限”，可是心里却想着做布鲁图斯那样的人，只可惜毛泽东不是恺撒罢了。像林彪这样的“伪士”是要不得的，但是愚夫愚妇的迷信，似乎又没有害处，不仅没有害处，而且有时候还有好处。就像有人讲的，“毛主席住在天上，谁好吃懒做，他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样的迷信当然可笑，但是因为这样的迷信，而勤勤恳恳，也是一件好事。其实，迷信是长久地存在于人间的，不迷信神了，可能迷信科学，迷信自由，迷信民主。无论什么都有自己的限度，而迷信则是一种过度的东西。我们当然是要破除迷信的，但却不能破除旧的迷信，又树立起新的迷信。对迷信的评价，也应该有个历史的态度。我们评价迷信，不应只看它宣扬的什么，还要看它实际发挥的作用。把迷信一脚踏烂，同样是一种迷信。其实，毛泽东的文革所以很难找到知音，很大程度上是拜迷信所赐；又由于他对于个人崇拜报有了利用之心，所以这迷信就扩大起来。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知音都那么难，做文革的知音更是难上加难了。实际上，我是不敢谬托文革的知音的。我只是讲述自己的理解罢了。我不敢说，我所认为的文革的本质，就真的是文革的本质。还原真实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严肃的研究又必以还原真实为鹄的。我不知道，再造文革能否让它在精神上获得第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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