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这是一条历史规律
“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提出来的，不可否认，这是一条历史规律。中国的历史，就是一治一乱，治极而乱，乱极而治。这似乎是历史的周期律，任何王朝都未曾跳出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在1945年曾向毛泽东提出这一个问题，历代以来，都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国共产党有没有法子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呢？当时毛泽东的回答很自信，他说，已经找到了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的方法，那就是实行民主，让人们来监督政府，这样就不会人亡政息。如果我们拿苏联的历史来印证一下的话，就知道黄炎培所提问题的深刻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变成现实，这是我们所熟知的，用当时的说法，叫做“震撼世界历史的十天”。可到七十多年后呢，镰刀斧头的旗帜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黯然飘落，没有任何人游行，没有任何人示威。这不正是所谓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吗？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人们真的能够跳出历史的周期律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首先认识历史的周期律。“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对历史的概括，几乎所有的盛世都是出现在天下大乱之后的。汉代的文景之治，是承秦末的天下大乱而来；唐代的贞观之治，是承隋末的天下大乱而来；作为封建制度回光返照的康乾盛世，亦是承明清易代的天下大乱而来。由乱而治，那乱是不是就是好事呢？我想，决不是这个样子。从民众来讲，没有人喜欢乱世的，所谓的“宁为太平犬，不作乱离人”，就说明了这个道理。民众总是真心渴慕盛世的，那么盛世是如何缔造的呢。按照英雄史观，那必然仰仗英雄豪杰的。可我以为，英雄豪杰只足以结束乱世，至于缔造盛世，似乎还要仰仗太平之主。汉高祖平定天下，并没有缔造盛世，后来的文景之治才是盛世；贞观之治，是个例外，因为李世民是打天下的，但唐代的极盛，似乎还是后来的开元盛世。康熙虽然几乎把天下重新打理了一遍，但江山毕竟是祖宗留下的。创业是在乱世，那是在万死中求一生，所以异常艰难；而守业呢，则要戒骄戒躁，所以守业同样难。守业的人，是从乱世过来的，所以知道天下大乱的教训，在治理天下的时候，便知道如何长治久安了。我们说，历史是一面镜子的，在历史面前，经常照镜子，那就可以明得失了。其实，盛世，并不是单独哪一个人创造的，而是众多贤才以及民众共同努力的结果。许多人都津津乐道于汉唐的得人之盛的，有的人曾把共和国的得人之盛与之对比。能够得人，确实是缔造盛世的条件。最让人哀叹的就是“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所谓的中国无人，并不是说中国一个人也没有了，而是说没有贤人，没有英雄豪杰。乱世是造就英雄豪杰的，盛世却很难造就。乱世的历史往往精彩纷呈，而盛世的历史，却往往无事可记。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希望生活在“刀兵入库，马放南山”的太平盛世。人们所以想跳出“一治一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那也是基于一个美好的愿望，天下永远太平，永远不再有乱世。我们知道，善良的愿望是解释不了历史的。历史的周期律，恐怕是跳不出来的。我们想跳出历史的周期律，恐怕也是历史周期律的一环。天下永远太平，这只在乌托邦里，在人类历史上，所能做到的，也只有长治久安。渴慕盛世，又生活在盛世，这是人们最大的福气。可是，即便如此，人们也不愿轻言盛世，因为盛世也意味着危机。盛极必衰，月盈则亏，水满则溢，这是很常见的道理，也可以说是辩证法。我想，没有人想从这样的辩证法中跳出去吧，可为什么我们想着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治一乱”的历史周期律呢？跳出历史的周期律，也就意味着违背历史的周期律。违背历史的周期律，往往中要得教训的。历史周期律的运转，如“环之无端”，我们只能顺应它，而不能违背它。历史的周期律固然可以运用，但却无法改变。如果规律可以随意改变，那也就不是规律了。把“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只局限在历史规律这里，那是确凿无疑的，但若想创造性的运用，恐怕就不那么灵验了。
（二）解释动乱的理论
毛泽东所以提出“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那是为了给文革初期的动乱局面寻找理论依据。在那个时候，有两个口号叫得非常响，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在这两个口号的号召下，中国陷入了空前的动乱，甚至这种动乱，已经不能为毛泽东所控制。动乱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毛泽东亟待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思考问题，总是看两面的，不只看到正面，而且看到反面，同时又十分注意在一定条件下一面向另一面的转化。天下大乱，看似不好，但却会向相反的方面转化，而这即是所谓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如果这样的话，天下大乱并不是终极目的，而只不过一种手段，达到天下大治的手段。也就是说，天下大治才是终极目的，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采用什么手段都是可以的。然而，动乱政策，却是一柄双刃剑。在动乱中，社会的正常秩序被破坏了，一切都是满目疮痍，又谈何天下大治呢。可以说，“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就是南辕北辙的。在动乱的道路上，是很难进行什么建设的，更枉论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了。“打倒一切”与“全面内战”，即便在文革中，也被认为是错误的。“打倒一切”自然是颠覆权威的意思，但当所有的权威都扫地了，自己也就被孤立了。实际上，文革很有引火烧身的意思，这革命不只要在别人身上革，而且还要革到自己头上来。只有革到自己头上，深刻地触及灵魂，这才是彻底的革命。然而，细想想，革命也只有革到别人头上，才舒服些；如果引火烧身，恐怕就要自取灭亡了。其实，革命总是有攻击性的，很显然，革命的枪头不会对准自己的心窝，人们总是在革别人的命。在革命中，谁又承认自己一无是处呢？总是攻击别人彻底反动。正是由此，才引发了所谓的“全面内战”。有炮轰，又有捍卫。炮轰什么呢？炮轰资产阶级司令部。捍卫什么呢？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说实在的，所谓“全面内战”，不过就是打派仗。这派仗中，又谁是谁非呢？最后的结论是，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在“打倒一切”与“全面内战”中，是不是锻炼出了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呢？这问题在当时不好回答，而在以后，就不必回答了。毛泽东所提出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理论，解释的了动乱么？然而，不管能否解释得了，至少提供了心理的安慰。毛泽东是从不惧怕动乱的，可以说，他这一生就是从危机与动乱中走过来的。毛泽东是危机与动乱的产儿，他也是在危机与动乱中，取得的成功。然而，在他的前半生，危机与动乱，是历史与时代的产物，他在倾注所有的力量，结束这种危机、动乱，使国家走向独立、富强。危机与动乱，从本质上讲是不好的，它并不是奋斗的终极，而恰恰是奋斗所要改变的东西。我们知道“多难兴邦”“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但我们却不能为了兴邦，便把国家推入灾难；不能为了生存，让国家处于危机与动乱中。可以说，文革就是为了天下大治，而人为地制造天下大乱。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像小孩子做游戏那样，只要制造了天下大乱，就必然达到天下大治。也许，历史的发展规律，并不是可以随意运用的。历史是人创造的，创造历史的人具有很大的主观能动性。但这种主观能动性，并不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许多时候，我们也只能聊尽人事，以待天命。我们不可以把自己想象得过分强大，以为只要遵循规律，就可以颠倒历史。有创造历史的良好动机，那是不错的，但万不可太心急。文革就是太心急了，它忽略了“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漫长历史过程，妄图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实现历史的飞跃，而结果呢，这历史的飞跃则成为了悲惨的闹剧。我觉得，历史的自然进程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认识到了历史的自然进程，就会重新思考革命，重新发现改良的意义。历史并不是我们手中的泥团，想怎么捏就怎么捏。即便最伟大的人物，对历史有了游戏的心态，也难免会为历史所游戏的。我觉得，我们对历史最缺乏的就是那种虔诚。人们纵然可以不断地改变对历史的书写，却无法改变历史的必然进程。历史的神圣并不是玩世不恭所可以亵读的。
（三）所谓的“乱中求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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