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若水：“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悖谬(2)

　　我总觉得，“乱中求治”有很多天真的，不仅在理论上讲不过去，即便在实践中，也没有行得通。天下大乱，只是天下大乱，而不可能同时就是天下大治。要求得天下大治，也只有一个法子，那就是结束天下大乱。然而，结束了天下大乱，文革也就失去了意义。因为文革很大程度上，就在一个“乱”字。毛泽东是从来不怕乱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越乱越好。乱就会把所有潜在的矛盾激发出来；浮出表面的矛盾，就好解决了。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这动乱就如同横流的沧海，如果风平浪静，反倒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乱中求治”，有没有可行的办法呢？大乱，是人为地制造的动乱；那大治，又是不是人为的装点呢？乱，是为了砸碎旧世界；而治，则是建设新世界了。然而，在所谓的治中，并没有消除动乱的因子。可以说，乱中求治，本身就是一种悖谬。“乱”与“治”就如同水与火，是不能并世而立的。在动乱中，又怎么讲天下太平呢？如果真的天下太平了，那就不会有动乱了。“乱中求治”是一招险棋，这招险棋，有极好的用心，然而却不足以使社会结束动乱，走向治平。可以说，“乱中求治”，不过负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动乱会使社会失掉正常的秩序，国家不能正常运转；在这样的背景下，又怎么求治呢？天下大治当然是美好的理想，但这样美好的理想，怎么能够通过天下大乱的手段实现呢？一方面是美好的理想，一方面是严峻的现实。即便理想再美好，首先面对的，还应该是严峻的现实。所以，毛泽东不得不采取雷霆般的手段，去控制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局势。打倒一切，休矣；全面内战，休矣。毛泽东在接见北京造反派领袖的时候说，他就是幕后的黑手。是他派工宣队压制你们的；你们必须投降，如果不投降，就派部队去围剿你们。毛泽东虽然不怕动乱，甚至讲越乱越好，但是他对动乱的忍耐，也是有一个限度的。当造反派们打个没完，甚至要召开会议组党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镇压了下去。毛泽东虽然爱把自己比做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但实在又有如来佛的手段的。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有多大认同，是很难说的。虽然踢开党委闹革命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但是，到造反派们闹的不成样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结束了无政府的混乱局面。对于红卫兵们小将们，他也只是让他们出来闹闹。闹过了之后，又怎样呢？还不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么？红卫兵，只是幼稚的工具，岂不闻“一年香，二年臭，三年就挨斗”。红卫兵能做什么呢？把国家交给他们治理么？显然是不可能的。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子，又能做成什么呢？治理国家，还要依靠那些被打倒的人。共和国的得人之盛是不亚于汉唐的，那些被打倒的功臣们，还是有经天纬地之才的。既然治理国家依靠人家，可为什么又打倒人家呢，因为毛泽东担心这些人当官做老爷，失掉了本色。毛泽东考虑问题，从来都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不惜毁掉整个官僚机构，甚至毁掉党。然而，在作为的时候，他已经凌架在整个党之上，似乎只有他自己，才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他和刘少奇的最大分歧就在于，刘少奇更加坚信党的民主集中制。但是，毛泽东在思想上，却走得太远了，为了更高目的，他有足够的理由，把一切推倒重来。在一定意义上，毛泽东成了克伦威尔式的护国主。那个时候，中国的精英都被打倒了。但这被打倒的人，只要没有真正倒下，就可以重新站起来，因为治理国家，还得依靠他们。毛泽东是在很奇怪的意识里转圈，在这转圈的过程中，虽然时有惊之人笔，但转到最后，又回到了原地。也许，在他内心深处，真正值得信任的人，还是那些被打倒的人。那些被打倒的人，才是中国革命的真正精华。百炼成钢，大浪淘沙，到最后，他不得不再次信赖他们。他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以及解放老干部，都证明了这一点。他给叶剑英写的那幅对联，更是广为人知：“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有人讲，所以有文革，所以毛泽东晚年犯错误，那是因为他老糊涂了。其实，毛泽东何曾老糊涂，他只不过撞到精神的鬼打墙罢了。撞到鬼打墙最好的法子，就是躺在原地睡一觉，等到东方破晓，红日初升。　　（四）乱了敌人，还是乱了自己
　　
　　文革中宣传的时候，自然是说天下大乱，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但文革过后，重新回顾这十年历史，人们才猛然发现，哪里是乱了敌人，分明是乱了自己。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乱了，十年文革实际上就是十年内乱。那个时候，斗争的敌我双方，似乎不共戴天，定要拼出个你死我活来，但是这敌我的划分，又实在非常模糊的。毛泽东确实混淆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并且用激烈的阶段斗争的形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敌人究竟在哪里，这是文革首先应该解决，而又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虽然讲赫鲁晓夫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虽然讲敌人就混在我们内部，但究竟是谁，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而那些被揪出来，被打倒的人，又大多是革命的功臣，抑或无辜的知识分子。与其说他们充当了革命的对象，还不如说他们成为了替罪羊。革命总是要有对象的，即便没有对象，也要创造出来。创造出来的革命对象，创造出来的敌人，就真的是革命对象，就真是敌人吗？没有法子，那也只有制造冤狱的。制造冤狱的时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等到平反的时候呢，又戴上一副实事求是的眼镜。冤枉你，是锻炼你；给你平反呢，则是爱护你。又锻炼你，又爱护你，不感恩戴德，还楞着干啥呢？心里有苦，就憋在心里；打落了牙，就咽在肚子里。不要想着什么“痛定思痛”了，怎么能老抓着历史的小辫子不放呢？忘掉过去，放眼未来，不又是朗朗乾坤么？在历史面前，要学会装聋作哑，不要一副执着的嘴脸，定要辨出个真是真非。虽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但要看是忘记什么样的历史。在一般人看来，忘记辉煌的历史，那才叫背叛；而忘记那些抹鼻涕，掉眼泪的历史，则是皆大欢喜。文革纵然是悲剧，我们也要以喜剧的眼光来看它。那时候有什么悲剧呢？全是些滑稽可笑的事情。然而，真正的悲剧就在这滑稽可笑的背后。我总觉得，在文革中，敌我的界限似乎完全泯灭了。似于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不共戴天的仇人；人整人，才是最可怕的。乱了敌人和乱了自己，大抵是同时存在的。因为敌人就是自己，自己就是敌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在人生哲学上，我们是认同这一点的。但是，因为这一点，就向自己全面开战，我们就不好认同了。把自己当做最大的敌人，是为了自己战胜自己，因为自胜者强，但是，向自己全面开战，必然走到全盘否定自己的道路上去。全盘否定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更何况它本身就伴随着极大的痛苦。我们虽然有自我反省，自我批评的传统；但这必须局限在一定的限度内，才能为我们所接收。如果太过分，那自我反省就会变成交代罪行，而自我批评呢，则演变成自我否定。自我反省，是为了改正缺点与错误，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交待罪行，就成了敌我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洗心革面，才能够重新做人。我看不出，全盘否定自己有什么好。一个人一旦被说成一无是处，那他本能的就会反抗。因为一无是处是对他存在价值的全盘否定，全盘否定了他存在的价值，那就意味着他的存在没有丝毫价值可言了。然而，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只要活着，即便是废物，是蠢才，是行尸走肉，也有他的价值，因为活着本身，是在一切之上的。我们习惯于用一种价值去否定另一种价值，不可否认，价值之间是可以相互取消的。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价值，别人可以带着轻蔑的眼光去否定他的价值，但他自己却会毫不犹豫的去捍卫自己的价值。自我反省，自我批评，这应该是一种内在的自觉，而不应是外在的强制。在强制面前的驯服，是一个人最大的懦弱。从内部杀起来，我们往往束手无策；但是若从外面杀进来，即便兄弟阋于墙，也会外御其侮。对于自我反省，自我批评，我们还能保持一定限度的认同，至于全盘否定自己，或者说“向自己全面开战”，那就让它见鬼去吧。我觉得，我灵魂里是永远也爆发不了革命的。灵魂里爆发革命，大抵只会导致精神的错乱。其实，单个人的精神错乱，还没有什么，就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精神错乱。“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多么美妙的理想，这美妙的理想也会在烈火中永生吧。
　　
　　（五）所谓历史的讽刺

南方评论

主页 > 南方评论 >

辛若水：“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悖谬(2)

相关阅读

频道精选

热点资讯

南方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