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颂歌真实的背后，当然还掩盖着真实的沉痛。并且这真实的沉痛，不只是知识分子的，更是被卷入了文革的每一个人的，甚至包括文革的领导者、发动者。知识分子对沉痛是比较敏感的，他们的记性似乎也比一般人好些，所以对于那些苦痛，总是咀嚼来咀嚼去，越嚼越有滋味。被来回咀嚼的苦痛，很容易便成为了深悲巨痛。说到诉苦，这大约是应该的吧。我们中国文学虽然没有苦难的传统，但诉苦的传统总还是有的。诉苦和苦难，并不是毫不相干的；惟有拥有苦难，才能够诉苦。但是，诉苦中缺乏的是那种在苦难中不屈不挠的精神，更何况，想想现在的生活多么甜美，也就喜笑颜开了。诉苦，也并不表明对苦难念念不忘，真正对苦难念念不忘的，反倒不想说什么，只把所有的苦痛埋在心里罢了。其实，知识分子所受的苦难，也并没有太多的花样，不过被批，挨打，劳改罢了。只要忍了第一次，似乎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忍受了。我们古人就讲过一个法子，叫做“见侮不辱”；只要做到这一点，这天下便永远没有争斗了。然而，细想想，这实在是做不到的，因为每一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都是有尊严的。为了尊严，许多人可以去死，许多知识分子忍受不了迫害，自杀而亡，这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捍卫人的尊严，生命的尊严。有人说了，他们连死都不怕，那还怕什么呢？他们害怕尊严的沦丧，岂不闻“士可杀，不可辱”。选择死亡的人，在当时，大抵是“自绝于人民”，但毕竟给后世留下了洁白的纪念碑；只可惜，这纪念碑也只存在于极少数人的心里。知识分子既放不架子，又害尊严扫地，然而，知识分子所担心、害怕的，在文革中都发生了。别说知识的尊严了，就是人的尊严，已经荡然无存。那个时候，人们普遍的以为，知识是有害的，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就是这种论调。似乎知识也具有了阶级性，如果资产阶级说地球是圆的，那无产阶级就必须去驳它，说地球是方的或者椭圆。如果资产阶级说1+1=2，即无产阶级必须说“1+1”=3或4”，当然，自然科学的阶级性是比较模糊的，但人文科学的阶级性就比较分明了。文科的知识分子大抵是最低下的，因为他们所有的，不过一肚皮空疏无用的学问，而且这学问还不为无产阶服务。学问自然是越少越好，如果完全没有学问，那就可以彻底闹革命了。其实，只要知识的尊严被践踏，知识分子的尊严也就荡然无存了。那个时候，知识是无用的，甚至不过政治反动的标签；我们这个时候，知识似乎同样无用，甚至更加无用。那个时候知识受政治的迫害，而我们这个时候呢，知识又为金钱所奴役。虽然我们一贯的宣传，“知识改变命运”，但这话的正面意义似乎越来越小。在文革，确实是知识改变了命运，挨批挨斗，坐喷气，游大街，这都是拜知识所赐；而我们现在呢，知识成了金钱的奴隶，我们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还得仰仗孔方兄啊。一个人凭借知识是没有法子飞皇腾达的；相反，知识只会让人倒一辈子霉。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而这就是历史的经验；做清秋大梦的我们，可曾注意过文革是知识分子的炼狱。但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效法了屈原的选择，“一跃冲向万里涛”；许多人选择了忍受屈辱，卑贱地活下来。知识分子不只物美价廉，而且能够忍辱负重的。有的知识分子，即便被迫害致死，依然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沉痛是真实的，这沉痛永远不会为颂歌所掩去。我们也在追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沉痛？中国有那么好的知识分子，却不知道珍惜；那又有什么值得珍惜呢？难道只有把金子埋在粪土里，才能发挥它们的价值么？知识分子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发发牢骚，出出怨气也是应该的。但怨气还没有出，历史的伤痕已被掩盖了。在历史的洪流中，又看得出什么伤痕呢？真正的伤痕也只能留在知识分子的心上了。岁月流逝，老一代人渐渐地走了；又有谁能为历史的伤痕做证呢？心灵的创伤，又怎么医治呢？医治又有什么用呢？人已经走了。真实的沉痛，是永远的代价；但是心灵的代价是永远都无法计算的。正因如此，沉痛才越发的沉痛。
（四）可以理解的否定
虽然从终极上讲，否定文革未必就对，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这样做，却也未必就错。文革，可谓是狂热的理想主义，而文革后的中国，最需要的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虽然理想主义不可否定，但狂热总是可以否定的。在头脑发热的时候，做什么事都是容易过头的。只有清醒地对待历史，才能清醒地对待现实。十年一梦，终于醒了，这是好事；鲁迅说，人最大的的悲哀是梦醒了无路可走；但是中国已经在梦醒后探索到了一条道路，这就不足以悲哀了。对于在文革中受苦受难的知识分子来说，否定文革，当然是值得欢呼雀跃的。也正是因为有了对文革的否定，知识分子才可以进行对文革的反思。若是没有这种否定，知识分子同样会噤若寒蝉，什么都不肯说，什么也不敢说，即便说，也是吞吞吐吐，言不由衷。但是，即便有了否定文革的前提，知识分子在反思文革的时候，也如同小心翼翼清除地雷的工兵。这种谨慎是必要的，正所谓“曾经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虽然否定文革让知识分子欢呼雀跃，但似乎远没有粉碎“四人帮”那样大快人心。“四人帮”是害人虫，是恶的势力，所以他们的灭亡，是让人们那样的激动。但对于由亿万群众参加的文革，被否定了之后，人们又是怎样的感觉呢？然而，人们的感觉，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将来的道路。文革思想的肃清，似乎并不能够用思想的方法。改变一种思想，最好的方法并不是说服教育，而是改变产生这种思想的基础。没有了产生这种思想的基础，那这种思想自然就会消歇。文革的基础不存在了，又怎么会有文革的思想呢？当然，改变基础的工作，需慢慢地做。然而正因为这慢，悄悄地什么都改变了。我说过的，否定文革，虽然值得商榷，但却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值得商榷的，那是在最终的问题上。文革所追求的终极并不错；而且，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放弃对这种终极的追求。然而，我们和文革最大的不同，在于通往终极的道路。我们很清醒地知道狂热的理想主义的害处，所以，我们选择了清醒的现实主义。清醒的现实主义，并没有放弃理想主义，而只是不让它那么狂热罢了。对文革，只能在现实意义上否定它，但却不能在终级上否定它。我们说，否定文革是可以理解的，这种理解只有回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才可以做到。文革后的中国，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所以如何对待文革，不是单纯地文革怎样的问题，而是中国将向何处去的问题。那个时候，有两个凡是；我说过，那是在信仰上捍卫过文革，那意思也很明显,中国还是沿着文革的路一直走下去。不可否认，文革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但是，文革的路却实在不能走下去了；这就如同原子弹当然有很大的价值，但它却不能再在人群中炸裂了一样。否定文革虽然只是对着一段历史，但它的意义却在于将来。说实在的，我们的现实，所以好些，那也是否定文革的余泽。否定文革本身，也是痛苦的，它并不值得大书特书。况且，否定文革，也并不具有终极的意义。我们总需要一个终极的，哪怕这个终极必需架空。文革的好处，就是对终极的执著；甚至为了所谓的“终级”，不惜“天下大乱”。这种执著可激可赏，但这种做法，却要不得。理想的终极应该建立在美好现实的基础之上。如果理想的终极不能够让现实更加美好，那么，我们要它又有什么用呢？一般说来，现实是不会让人们狂热的，让人们狂热的只有理想与欲望。狂热的理想，会让人们疯狂；膨胀的欲望，同样会让人疯狂。理想虽然高尚，欲望虽然邪恶，但许多时候，理想与欲望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在高尚的理想下面，往往埋藏着人们赤裸裸的欲望。欲望毁灭人，理想同样会毁灭人。文革中，有理想主义的狂热，更有人们欲望的无限膨胀。欲望的膨胀，让人性中最为邪恶的一面展露出来。对于人性的恶，我们并不是全无办法，严刑峻法就可以控制它。但控制并不能全然解决问题。解决人性的恶，还有赖于人性的善。对于人性的善，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确信。用一场大革命，激发出人性的邪恶，然后消灭它，并不是最好的办法。激烈的方式，往往很难在终极上解决问题。消灭人性的恶，大抵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控制它。 （五）所谓“妖魔化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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