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之展翅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讲座
王家新
1959年，策兰买了哲学家阿多诺头年出版的《文学笔记》，并在其中的《海涅之创伤》（Heine the Wound）中划满了标记。在这篇随笔中，阿多诺满怀沉痛地叙述了海涅作为一个犹太诗人在德国被排斥的屈辱命运，并在最后这样说“海涅的创伤只有在一个达成和解的社会里才有可能治愈”。
这有可能吗？似乎策兰愈到后来愈不相信这一点。海涅的命运也就是他的命运，“海涅之创伤”就内在于他的身体。策兰的伟大就在于他忠实于他的创伤，挖掘他的创伤，并最终以他的创伤飞翔——正如他在《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等诗篇中所展现的那样。
1962年9月，策兰在巴黎收到一本书《塔露萨作品集》，塔露萨为莫斯科以南作家、艺术家们经常去聚会的河边小城，该作品集里收有茨维塔耶娃41首诗。在这之前，策兰曾翻译过曼德尔斯塔姆的诗，而茨维塔耶娃，对他来说不啻是又一个来自“同一星座”的诗人。他甚至感到茨维塔耶娃更具有挑战性，因为她更难翻译。正是这种激发，他很快写出了这首80行的长诗（策兰的后期诗大都为结晶式的短诗）。它不仅是一次令人惊异的诗歌迸发，在今天看来，它对我们还具有诸多启示性意义。
策兰之所以写出这首诗并展开他的创伤之翅，当然和他的全部生活有关系。1960年前后，诗人伊凡·哥尔的遗孀克莱尔对策兰的“剽窃”指控达到一个高潮，纵然巴赫曼、恩岑斯贝尔格、瓦尔特·延斯、彼特·斯丛迪等著名诗人和批评家都曾对他做了有力的辩护，德国语言和文学学院、奥地利笔会都一致反驳这种指控，但是伤害已造成。策兰感到自己不仅成了诋毁的对象，甚至也成了战后德国死灰复燃的新反犹浪潮的牺牲品（策兰这样认为并非出自多疑，克莱尔在其“公开信”中就称策兰当年到巴黎后怎样给他们讲其父母被杀害的“悲惨传奇”，好像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被编造出来的“传奇”似的！）。在承受伤害的同时，策兰的反应也日趋极端了。“人们徒劳地谈论正义，只到巨大的战列舰将一个淹死者的额头撞碎为止”，这是他在《逆光》中的一句话。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他早就对“正义”不抱什么指望。他感到的是德国人无力面对历史。他不仅要面对他自己的伤害，他还不得不替“奥斯维辛”的死者再死一次。
正是这种经历，深化了策兰后期的创作，也促使他不得不调整他与德语诗歌的关系。在读到茨维塔耶娃之前，他在一封信中就曾这样落款：“列夫之子保罗/俄国诗人，在德国的异教徒/终究不过是一个犹太人”。这样一个看上去怪怪的落款，是策兰对自身处境的一种反射。他不仅要更多地转向他对自身希伯莱精神基因的发掘，他还要转向“他者”（相对于德语诗歌而言），因此，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把一本“来自塔露萨的书”带在身上，因为正如费尔斯蒂纳在策兰传（Paul Celan：Poet，Survivor，Jew，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中所说，他从中发现了一个朝向东方的、家乡的、反日耳曼的家园。
就在诗的前面，策兰直接引用了茨维塔耶娃的一句诗“所有诗人都是犹太人”。它出自茨维塔耶娃的《末日之诗》，完整的原诗为：“在这基督教教化之地/诗人——都是犹太人！”它指向排犹的历史语境（茨维塔耶娃本人不是犹太人，但她的丈夫是）。就是这句诗，成为策兰与茨维塔耶娃的接通“暗号”。他不仅要以一首诗来回应，他的“海涅之创伤”也可以“展翅”了。
现在我们来看《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的第一节：
来自
大犬星座，来自
其中那颗明亮的星，和那
低矮的光晶，它也一起
映射在朝向大地的道路上，
该诗的句法很特别,全诗十一节除了最后一节，诗前都由“Von”（表示从什么地方来或从什么时间开始）引起，应译为“来自”,一些英译本也是这样译的，但译完全诗之后，我意识到其实也可以把它译解为“向着”。因为在策兰那里,诗的来源往往也是其返向之地。可以说,这正是一首“来自他者”并“朝向他者”之诗。
策兰的许多诗都是这样，例如1958年创作的重要长诗《紧缩》（在德文中，它也指赋格音乐的“密接和应”，该诗被视为《死亡赋格》的续篇），以“准确无误的路线”，通向在“最后解决”中被带走的人们的“痕迹”。该诗由九部分组成，到了结尾，诗又回到了其开始：“青草，/青草，/被分开书写”。这种诗的重复正好对应于“命运的循环”。因此费尔斯蒂纳说这首诗同时是“一次来自和朝向地狱般的过去的受难之旅”。
正是置身于这种“来自”和“朝向”的双向运动，《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成为一次伟大的行旅和痛苦的超越。诗一开始就朝向了远方的大犬星座。我们知道，大犬星座为各民族都很迷信的星座，古埃及人曾根据其方位建造金字塔。诗中“明亮的星”及“低矮的光晶”指其座内的天狼星和白矮星。这是一个永恒、神秘的世界。它们呈现，交错生辉，它们“映射在朝向大地的道路上”。它再次前来寻找它的诗人。
这样一个开始，气象宏伟，神秘，富有感召力。明亮的大犬星座高悬于前方，那是命运的定位，是对“天赋”的昭示，也是一个诗人对自身起源的辨认和回归。作为一个拥有更古老的精神基因的犹太诗人，在策兰那里，一直有着一种天文学与个人命运的隐秘对应，比如，因为出身于1920年11月23日，他有着“艰硬的十一月之星”的诗句；在他诗中还多次出现了“弓箭手”的隐喻，因为按照某种星象学，11月23日生人为射手座生人，“子夜的射手，在早晨/穿过叛逆和腐烂的骨髓/追逐着十二颂歌”（《可以看见》），等等。
而诗一开始的这命运之星，也正和策兰自己的家园神话及记忆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会那么动情。策兰来自东欧，他的家乡切诺维茨（Czernowitz）原属奥匈帝国，后属罗马尼亚，战后划归苏联乌克兰共和国，并改名为切尔诺夫策。历史的浩劫，不仅使世代生活在那里的犹太人所剩无几，也完全从地图上抹去了其存在，它真正变成了鬼魂之乡、乌有之乡。这就是为什么策兰在接受毕希纳奖发表《子午线》演讲时，会这样抑制着内心颤栗讲到他的“童年的地图”：“我寻找这一切，以我不精确的、有些神经质的手指在地图上摸索——我得承认，那是一幅童年用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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