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与其移民导演同仁不同的是，阿金虽然对自己的同族重情，却非情有独钟。从处女作开始，他就没有囿于土耳其移民的本位视界——如上所述，在《短而无痛》中，他一气并列了三个客居德国的异国青年的故事：站在土耳其人后代加布里尔身边的还有希腊移民科斯塔和阿尔巴尼亚移民波比。继之，《索林诺》（Solino）中则完全写的是意大利移民，奇奇一家老少旅德几十年间遭遇的悲欢离合。
除了这样重点直接地写多国移民题材外，阿金还把移民叙事的主旨巧妙地渗透在作品的其他艺术手法中，来更阔达地经营他那站在德国社会之外的“他者”立场和目光，如，《在七月》的主题就是从异端立场来调侃德国主流社会气质的：影片中那个和德国教师丹尼尔的绅士风度形成鲜明对照的闹哄哄的周末市场，那里摊位上的商品，人们的服装，以及一心要征服丹尼尔的女主角、白人姑娘尤莉的非洲发式，这一切都洋溢着一种非德国式严谨和精致的放松以及随性的异国情调。至于影片情节中，丹尼尔历险的场景大量设在南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地区，特别是他和尤莉的婚礼一场戏发生在罗马尼亚边境，在一个罗马尼亚边防军持枪逼迫下完成，则更是阿金的一种边缘叙事的蓄意：这些冷战时期与联邦德国对立，至今仍赶不上德国之发达的国家地区的影像充满野性，荒芜、甚至破败感，就在这种异于德国的“边缘”处境中，德国教师丹尼尔狼狈不堪、千辛万苦地经历了他的德国式成熟之后的“后成长”，被这个“边缘”的环境所改变。也因此，该片中这些异国的影像元素，其实是阿金对自己移民叙事和审美情趣的一种放大和变相设计。
那么，阿金镜头下透视出的移民生存究竟何如？从表面看，他的作品里似乎聚集着动作片，黑帮片，情节片，无厘头喜剧这些流行娱乐片元素，但这表层之下，却潜藏着阿金式命运悲剧的深度和美学品格。
于是，首先要说的是命运、这古老的文艺母题在阿金这里的承传。分析他的5部叙事作品，在主人公各种经历遭遇的故事下面都掩藏着一条缠绕着他们的，令他们无可奈何的力量，如《短而无痛》中刚出狱，一心要回归正常社会的加布里尔，却在回归的努力中再次犯法；《撞墙》中要逃避土耳其传统婚姻的西贝尔，最终不得不落得在土耳其随便嫁人的下场；男主角扎伊特忘祖到不会讲土耳其语了，却不得不回到祖籍去寻求生路。《索林诺》中父母、弟兄各自的人生结局都在有意无意间违背了他们的初衷，所以，影片最后的那块有明确指向的路牌，被导演巧妙地打上了“它可靠么”的问号，暗喻着命运不可捉摸之意。《人生的另一边》中被父亲失手打死的耶特和土耳其街头被小孩子玩忽间枪杀的洛蒂，这些也都是阿金企图揭示的命运之无常。《在七月》中，那个关于“太阳标记”的戏语和主人公丹尼尔开了巨大的命运玩笑，使他从信命而追随之，到不信命却最终做了命运的俘虏。
然而，阿金对这些命运的沉思具体又是什么呢？除了《在七月》中以“他者视点”之意图对主人公命运赋予了积极的亮色外，要指出的是，其他几部作品中，令人物不能自主的命运显然都浸透了悲剧的味道：《短而无痛》中迅速而近乎无稽地惨死的波比和科斯塔，杀人后跪在真主面前的加布里尔；《撞墙》中违心地留在了不爱的丈夫身边的西贝尔；尾随恋人去土耳其寻觅归宿的扎伊特在影片结尾时，却在一个立交桥和弯道交错复杂的路口，独自登上了那辆倒退，拐弯，消失不见的旅游车；《索林诺》中，奇奇的母亲操劳一生，晚年被父亲抛弃，他自己做导演的梦想也毁在哥哥手里；《人生的另一边》中六个人物，个个或悲惨或失意的结局……，还有《短而无痛》和《撞墙》里，影片画面和场景乃至节奏中的黑帮片味道，阴郁影调，暴烈、疯狂风格以及人物的歇斯底里、颓废和血腥自毁情绪，等等。
实际上，悲剧性是他们这一批移民导演建构的移民叙事的审美主调3，支撑这命运的悲剧性审美的则是阿金对他的父辈和同辈的移民生存及其意义的体验和认知：那是一种被挤迫在社会底层，在贫民区，在黑社会，欲翻身却不能，而走投无路；那也是一种在两种文化和文明差异中无所适从，在祖籍与德国之间进退维谷中的沉闷和绝望。总之，是一种个体甚至移民整体无法简单改变的命运模式：在德国和土耳其之上，控制他们命运的是一种牵扯到个体对幸福的向往和追求的本能欲望，与他们不能驾驭的两个社会的历史进程阶段之不同、文化的根由源头之不同以及与复杂的国际社会政治力量的根本冲突。更具体地说，阿金甚至就是想直言：在这悲剧命运之后作祟的就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移民身份和其相关的种种限制，它不是简单地靠绿卡签证，甚至靠什么政治变革，经济指数和宗教信仰可以调理疗救的。所以，我们看到阿金的主人公们，虽然在德国的发达社会接受了另一种生活理念和方式的吸引，但是祖籍的文化传统却像幽灵般骚扰着他们，像《撞墙》中逃不脱“父母之言，媒妁之命”的西贝尔的遭遇，如《人生的另一边》中，在德国卖身的耶特所受到的那些本族陌生男人的指责威胁。同时虽然他们内心是单纯的，讲义气的，有信仰的，热爱生活的，但他们对自己的底层处境和身份太自觉，所以，他们甘于沉沦：在《短而无痛》中，帅气，聪明的波比一开始就坦然自然地立志于黑社会中的自我实现，而科斯塔虽长相颇似圣人耶稣，可是偷鸡摸狗的习气却像他的影子般不能离身；加布里尔最终空有一番走正道的理想，因为他骨子里放不下对几个臭哥们的情义，为了这些走黑道的朋友，他再次毁了自己的生活。而《撞墙》中，扎伊特一出场就处在要驾车撞墙自毁的情绪中，影片没有罗列陈设这种自暴自弃的原因，但是从人物所处的场合和社会关系中就能看到他是一个栖身污浊的底层社区的穷困潦倒的酒鬼；而努力追求自己生活的女孩子西贝尔却会动辄割腕自绝；回到土耳其后，她又“无缘无故”和街头的混混们厮打血拼；连《索林诺》中哥哥剽窃弟弟奖牌的卑劣中也暗藏着被歧视者“我呢，我从来不被重视”的压抑之苦；《人生的另一边》中，内雅特那鳏夫身的老父亲耐不住晚年寂寞，花钱弄了个女人来陪自己，不料却致人于死地，自己入狱，后还被遣返回乡，正像他对儿子那意味深长的唠叨所言：“不知太阳哪天才能照耀到我们？”——这正是说出了移民生存中悲情难以名状之原因。 至此，可以看到阿金作品的艺术魅力之一，即他没有流于在浅显的编排事件和情节化的因果逻辑上设计苦难的原因，没有公开从移民主体的立场，设置和德国主流社会的冲突，没有对移民身份直接地哀怨和不满4，而是将这些衍化为那移民人物自身陷于其中、虽奋争努力想摆脱，却由于他们的性格——他们的德行和他们的缺点，他们的环境，最终是由于他们不能选择的移民身份的可悲、而不能摆脱的命运之悲剧。移民的生存在这里被阿金洞识、升华为一种深刻的命运悲剧的审美体验，构成其作品中移民叙事的一个鲜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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