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式的“四大自由”
我所以讲中国式的“四大自由”，那是为了和罗斯福所谓的“四大自由”区别开来。那么，中国式的“四大自由”又是什么呢？我们先看一个有趣的事例。据说77级高考的时候，有道题问中国的四大发明是什么？有的考生回答说，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个回答自然让我们觉得好笑，但也不由得让人悲哀，悲哀那个造就了几亿文盲的文革时代。四大发明，是中国人的骄傲，但现在，我们似乎觉不出什么来了。因为骄傲再大，那也是古代的，我们现在关心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真正骄傲的不应该是辉煌的古代，而是复兴的今天。但是，说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应该算是中国独特的发明。这“四大自由”最早诞生在1957年反“右”的时候，盛行于文革年代；据说曾被写进宪法，但后来又被删掉了。对于1957年的反“右”，我们现在自然觉得有些过火，而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似乎又都成了文化的英雄。所谓的“大鸣大放”，很有点引蛇出洞的味道；蛇一出洞，那自然要收网了。右派在1957年确实遭受了很大的打击，但我们若细看一下他们的言论，有些不仅过火，简直非常放肆。也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所讲的“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本来是让大家畅所欲言，指出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不足，以利改进，但渐渐地却成了要动摇共产党的领导。所以便引发了反右以至反右扩大化。那些畅所欲言的人，自然觉得冤枉，你不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吗？人家说出来，为什么又要打击呢？然而，问题的关键却在于，任何言论的自由都是有限制的；就像搭台唱戏吧，人家好心搭好了台让你唱戏；而你呢，跑到台上去，不好好唱戏，却鼓动大家把戏台拆了，那人家还能容你么？所以说，那时被打成的右派，说冤，也不冤；说不冤，也冤。他们越过了言论自由的底限；所以，当时毛泽东就只能采取了措施了。那么，言论自由的底限又是什么呢？就是唱戏，但不能拆台，也即是今天所谓的政治正确。虽然在1957年反右的时候，知识界受到了打击，但毕竟成就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千古宏论。“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在1957年的时候，并没有成什么气候，它真正地大展雄威是在文革时代。可以说，这“四大自由”是一种民主的形式，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民主，而是大民主的形式。这种大民主，可以保证群众有力地揭发社会的阴暗面，并且能够形成与官僚机构的制衡。“四大自由”所通向的就是群众专政；也可以说，“四大自由”是革命群众的武器。那么，“四大自由”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呢？也即是所谓“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就是造反有理”。“四大自由”是与造反哲学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从表面上看，所谓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所保证的也只是言论自由，即罗斯福所谓“四大自由”的第一条。但实际上，中国式的“四大自由”，要比罗斯福的厉害多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即发表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而这一切，决不会导向、亦决不会容许暴力革命。但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中国式“四大自由”，所通向的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也就是说“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已经逾越了自由的底限。论说逾越了自由的底限，就应该遇到干预才是。但是，由于毛泽东是坚定支持文革的，所以，所有的干预都变得无效了。而这也就造成了文革初期的天下大乱的局面，即造反、夺权、打派仗。其实，这种天下大乱的局面，也让毛泽东陷入了困惑，但他最终在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即“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既然最终的目的是达到天下大治，所以动乱的局面，也不能长久地为毛泽东容忍。针对当时大规模的武斗、派仗，提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但这似乎并不能阻止局势的恶化。所以，毛泽东不得不采取凌厉的手段，结束了全面内战的局面。可以说，在文革中，所谓的“四大自由”决不是保证言论自由，实现大民主那么简单，它已经沦为了相砍相伐的工具。是非已经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立场。而为了所谓正确的立场，也就泯灭了是非，造成了许多人为的悲剧。
（二）所谓的言论自由
所谓的言论自由，就是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但是，我们在讲言论自由的同时，却不得不面对言论并不怎么自由的事实。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讲过，焦大是贾府里的屈原，焦大所以对贾府破口大骂，并不是让贾府倒台，而是希望它更好，但结果呢，“荃不察余之衷情兮”，换来了一嘴马粪。如果言论不怎么自由，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只有沉默。但是，我们古人早就讲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然而，这也不过冠冕堂皇的话，如果谁信，那不免是要吃亏的。用沉默求生存，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却违背了“大鸣大放”的原则，而印证了所谓的言论自由都是有一定限度的。那么，言论自由的限度是什么呢？我想，一就是不能胡说八道。从某种意义上讲，胡说八道就是妖言惑众。但是，有一类人是可以放心地胡说八道的，那就是诗人，因为诗人是允许说谎的。伽利略要在科学上证实地球是转动的，所以教会去找他的事；如果他做诗说，地球在转动，就什么事也没有。言论自由，在诗人这里，似乎显得特别宽广。但如果细一考究，也并不是那么回事。在清代的文字狱，不是有很多都是几句歪诗惹的祸么？譬如“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譬如胡中藻的案子。可见，这言论自由在历史上，都是大打折扣的。有人说了在古代，那是专制社会，没有言论自由是很正常的。但我们现在，自由民主了，言论自由也就有保障了，然而，在文革，我们看得到这种保障吗？对革命群众来说，言论自由是有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但是，对知识分子来说，有言论的自由么？当然是没有的，他们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不能乱动，心悦诚服地接受群众专政。在群众专政面前，知识分子大抵只能保持沉默吧。所以，在文革，万马齐鸣与万马齐喑是统一在一起的。所谓的万马齐鸣，那就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而万马齐喑呢，那自然是低头认罪，深刻反省了。可以说，文革中一方面没有言论自由，对那些被打倒、被专政的人来说；另一方面言论自由又起过了它的底限，对革命群众来说。在革命群众那里，言论自由可以等同于暴力革命了。因为人们信奉的就是造反有理的造反哲学；所以所谓的言论自由就是革命的自由、造反的自由。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不是讲过“不许革命”么？而在文革中，如果谁不许革命，那就去革谁的命。革命被发挥到了极致，而天下大乱的局面也就由此形成了。革命是神圣的，这一点是不应该怀疑的，但是，革命的神圣是在历史的进程中造成的。天底下从来就没有生下来，就无比神圣的东西。然而，现在我们早就厌倦了这种神圣的革命，我们渐渐地意识到生活本身是高于革命的。革命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并且这一部分已经渐渐地逝去了。生活，只有生活，才是惟一的。我们要的是生活中的言论自由，而不是等同于暴力革命的言论自由。伏尔泰说过，我虽然不能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但是，大多人是没有这个雅量的。人们总是想着用权力来解决思想的问题，于是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也就被挤到了墙脚里。在文革中，知识分子决不只是没有言论自由那么简单。他们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思想的改造、灵魂的改造。但是，这种改造本身已经形成了对心灵的暴政。对于心灵的暴政，当然是要反抗的。而知识分子的反抗，也就采取了两种方式，一种是英雄般的死去，譬如傅雷、老舍；另一种则是卑贱地活着，譬如巴金、季羡林。英雄般的死去，在当时并不是英雄，而是自绝于人民；而卑贱地活着，则意味着成了木偶一样的人。有人说，没有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是很正常的，因为知识分子就是文革专政的对象，也就是说是革命群众的敌人。但问题的关键只是，知识分子危害到革命群众了么？没有的。既然没有危害到，那革命群众为什么和知识分子仇深似海呢？可以说，这种仇深似海来源于意识形态的贯输。与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相对立的就是对心灵的专政。大鸣大放大辨论大字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知识分子的辛酸与血泪。对心灵的专政，确实应该终结了。
（三）真理愈辩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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